中美执业律师顾榕:域外执法转向下 出海企业数据泄露事件应对
2026-11-13 16:00:23 来源:《法人》杂志 作者:顾榕

文 | 顾榕(中美执业律师)

2026年以来,不少出海企业遇到这种局面:海外风控发现某个对外接口被高频调用,其导出的字段中含有用户手机号。技术团队在尚无法判断“是否发生泄露”的情况下,决定先完成溯源。由于是否泄露尚未确认,相关通知也未在第一时间作出。三周后,欧盟某成员国监管机构发来问询函,第一个问题不是“到底被拿走了多少数据”,而是“贵司何时知悉此事,又依据什么作出了不予通知的判断”。与此同时,企业客户依据服务协议主张违约,理由是公司的告知晚于合同约定的24小时。

中国企业在境外经营中,只要直接或通过供应商处理消费者、客户联系人、员工等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无论是制造、零售、跨境电商、酒店、教育还是物流企业,都可能面临上文所述的数据合规问题。

先厘清一个常见误解。域外数据泄露通知制度并不是“有事必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以“不太可能对自然人权利与自由造成风险”为除外情形;日本只将四类事态列为报告对象;美国多数州以“不存在合理的损害可能性”为标准,并设置加密安全港。因此,经评估后作出“不需要报告”的结论,本身就是法律允许的结果之一。真正容易引发重罚的,往往不是结论,而是结论之后的处理:没有留痕、没有补救,或者对外说法与事实不符。例如,2022年10月,纽约州总检察长与SHEIN、ROMWE的运营主体Zoetop以190万美元和解,问题并不在于其遭受了攻击,而在于其确认3900万个账户凭证被窃取后,没有重置密码,并且只联系了少部分用户,向消费者淡化了事件范围。

谁来承担数据泄露通知义务

数据泄露事件发生后,很多企业的第一反应是先查“多少小时内必须报”。但时限只是义务成立后的参数。到底有没有义务、由谁履行,首先取决于企业在每一条数据流背后的法律身份。同一集团,甚至对同一产品的不同处理活动,身份都可能不同:自营App通常由企业决定处理目的和方式;同一套SDK(软件开发工具包),在为企业客户提供服务时可能只是受托方;如果企业又把相关数据用于自己的模型训练或广告归因,那么就这部分处理而言,它又成了决定者。最危险的不是身份复杂,而是隐私政策、数据处理协议和实际处理方式三者对不上,等到事件发生后才发现无法自证。

欧盟采取控制者与处理者的二分法。就泄露通知而言,处理者在知悉后应无不当延迟地通知控制者(GDPR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而不是自行向监管机关或本人通知;由控制者判断事件是否达到“风险”门槛并向主管机关报告(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达到“高风险”的,再通知本人(第三十四条)。共同控制者须依第二十六条事先分配责任(在欧盟有实体、存在共同控制关系共同控制者必须通过彼此间的安排,以透明的方式事先确定各自在履行GDPR义务方面的责任);在欧盟没有设立机构的,还须依第二十七条指定代表【凡其数据处理活动落入GDPR第三条第二款适用范围(即向欧盟境内数据主体提供商品或服务,或监控其行为)的控制者或处理者,必须以书面形式在欧盟境内指定一名代表。代表的存在是补充而非替代了控制者或处理者的责任主体地位】。主监管机关则由主要机构所在地决定——这会直接影响事发后由哪一国家(地区)机关与企业对话。日本并不采用同样的二分法:委托方与受托方各自都是“个人情报取扱事业者”【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APPI)中的核心概念,可以理解为受该法主要义务条款约束的私营部门数据处理主体。其认定核心在于是否将系统化的个人信息集合用于业务活动,而不取决于处理规模或是否营利】,落入报告对象事态时,原则上双方都负有报告义务;但受托方依法向委托方通知后,其自身的报告和本人通知义务即告免除,实务中通常由委托方统一对外报告或通知。

美国州法使用的是另一套概念:即数据的“所有者或许可使用者”以及“仅为他人维护数据者”。后者通常只需在发现事件后立即通知前者并予以配合,面向消费者的通知由前者作出,除非合同另有约定。这意味着,B2B企业在美国更常见的风险敞口往往来自于合同,而不只是州法本身。中国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将通知义务交给个人信息处理者,受托方依法承担安全和协助义务;《国家网络安全事件报告管理办法》则以“网络运营者”为划分标准,其第五条还要求网络运营者应当以合同等形式要求为其提供网络安全、系统运维等服务的组织或个人,及时向其报告监测发现的网络安全事件。

只有先把身份确定下来,时限和门槛才真正有意义。欧盟要求控制者在知悉后72小时内向监管机关报告,本人通知以高风险为门槛;日本对四类事态,要求3至5日内速报、30日内确报;美国多数州要求不应存在不合理延迟,加州SB446(一项数据泄露通知时限法案,将原先模糊的“尽快”标准替换为硬性截止期限)自2026年1月1日起改为发现后30日,如影响500人以上的,还须向总检察长提交通知样本;中国对事件进行分级,较大以上事件涉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为1小时,其他运营者为4小时。四套制度的起算点和门槛并不相同,企业内部流程只能先按最早、最严的一套设计,再针对不同法域逐项作减法。

B2B与B2C:风险敞口的第一道分层

面向消费者的业务,通知本身就是一项现实成本,但更需要评估的是私人诉讼风险。美国加州《消费者隐私法》1798.150条款针对未加密个人信息因未采取合理安全措施而泄露的情形赋予私人诉权,法定赔偿为每人每次100美元至750美元。对于数据主体达到百万级的合规事件,潜在赔偿足以超过任何一笔单一行政处罚。因此,“是否构成未加密个人信息被获取”的判断,在商业上的重要性有时甚至高于是否需要向监管机关报告。

面向企业客户的业务,最主要的风险往往在于合同。客户的数据处理协议普遍约定24小时甚至更短的通知时限,触发条件也常写成“安全事件”,而不是“依法应报告的数据泄露”。这意味着,法律上的时钟可能还没有开始,甚至根本不会开始,但合同上的时钟已经在走——这是B2B企业最容易失守的地方。其次是风险传导:如果客户是美国上市公司,或者属于欧盟NIS2【欧盟在网络安全领域对2016年NIS1(最早的欧盟层面网络安全立法)指令的全面升级与替代,其将受规制主体分为关键实体与重要实体、DORA(数字运营韧性法案,是金融领域的“特别法”)】项下实体,其自身的披露和报告链条也会把上游服务商卷入。混合模式最复杂:同一事件下存在两套时钟、两组对象,最常见的问题甚至不是迟报,而是面向监管机关、消费者和客户的三套说法彼此对不上。

不予报告的空间和该做什么

实务中,相当一部分事件最终不会进入监管报告程序,这既合法,也很常见。真正拉开差距的是两年以后:有的企业能够拿出一份在当时形成、写明理由并附有日志和取证结论的判断文件;有的企业只能解释说,当时“觉得影响不大”。这类判断应由法务牵头的判定小组作出,而不宜由技术团队单独拍板。如证据不足以排除个人数据曾被访问的,先按已经发生处理,再按照法域逐一判断是否达到应报告门槛。各法域给出的判断空间并不相同:欧盟采用风险判断,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01/2021号指南》用18个情形作了说明,其中,勒索软件仅加密数据,但日志足以证明数据没有外泄且备份完好的,可以认定无需通知,但仍须记录在册。该指南反复强调,结论取决于日志能够证明什么——日志缺失或留存不足时,通常只能按最不利假设处理。日本采取类型化标准,不落入四类事态即无报告义务;美国则兼有损害判断和安全港,多数州允许通过书面判断与安全港排除通知,加州主要看数据是否加密;中国的判断空间主要体现在事件分级。

作出判断的同时,技术止损也应立即推进。这既是实质性的减损措施,也会反过来影响“不予报告”的结论能否站得住:吊销并轮换可能外泄的令牌和密钥,对受影响账户强制会话失效、重置口令,并确认加密密钥是否与数据一同失守。多数州的安全港和日本的豁免都以密钥未同时失守为前提,因此密钥与数据是否分离存放,可能直接决定企业事后能否援引安全港。能够追踪数据流向的,应尽力取回数据并取得书面删除确认,取回和失效本身就是降低风险的因素。下一步,把不确定性变成可观测事项:设定监测期,对暗网和公开论坛进行样本比对,对受影响账号增加风控规则,并在判断文件中写明复核触发条件——一旦数据在外部出现、出现关联欺诈投诉、收到监管问询或者新日志显示外泄迹象,就重新评估。复核后结论发生变化的,多数法域的时钟会从获知新事实之日重新起算,此时再报告仍可能合规;真正危险的是已经出现新事实,却没有重新评估,使原本合理的判断演变成持续的不作为。

还有几项平行义务,不会因为企业决定不向监管机关报告而自动消失。第一,合同项下的客户通知通常以“安全事件”为触发,与法定门槛无关,而且时限往往更短;第二,保险单普遍要求在知悉后于约定期限内通知保险人,逾期是常见的拒赔理由;第三,强制改密提示、帮助中心页面等属于减损措施,并不等同于法定通知,但相关措辞仍应经过法务审阅。取证安排也要提前考虑:在美国,宜由法务或外部律师聘请取证团队并接收成果,以争取诉讼中的特权保护;这一制度在欧盟对内部法律顾问适用有限,日本则没有对应制度。国内取证数据调往境外本身还可能构成数据出境;收到外国执法机构的数据调取要求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批准不得提供(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一条、数据安全法第三十六条)。最后需要守住一个边界:不予报告,是对法定门槛的判断,不是对事实的否认。可以基于评估决定不报告,但不宜声称“没有发生”;可以说明事件仍在调查,但不宜提前声称“没有影响”。Zoetop案的处罚落点,正是在这条线上。

未成年人是风险等级最高的数据

一旦受影响用户中包含未成年人,前述门槛的判断空间会明显收窄,而且监管视野往往会从“这次是否需要报告”进一步延伸到“这些数据原本是否就不应被收集”“年龄门槛是否形同虚设”。美国修订后的COPPA(《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规则合规期已于2026年4月22日届满,个人信息的定义扩展至生物识别标识,并首次设定保存期限;2025年1月,《原神》运营方Cognosphere(米哈游旗下)以2000万美元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解,其中美术风格和玩法被用于论证服务“面向儿童”,内部沟通记录则被用于认定“实际知悉”。面对应用商店的年龄立法进一步把义务延伸到开发者:美国得州相关法律(如SB2420《应用商店问责法》)在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暂缓下级法院禁令后现已恢复执行,犹他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加州的同类立法也将陆续落地。开发者需要接收年龄信号,并按照最低年龄段设置默认选项;年龄信息只能用于合规目的并在使用后删除。结果是为了做年龄合规而新增的数据,本身又成为一个高敏感的处理面。

欧盟方面,《数字服务法》第二十八条与2025年7月的《未成年人保护指南》要求未成年人账户默认私密、调整推荐系统,并关闭连续打卡和自动播放等设计;欧盟委员会已于2026年2月和7月两度就TikTok发出初步认定,均不是最终决定。日本令和8年改正法【通常特指2026年(令和8年)对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APPI)的修订】将针对16岁以下者的通知与同意主体读作法定代理人。实务上,年龄分层最好前置到数据治理阶段:未成年人标识单独存储、单独标记,年龄验证数据与业务数据隔离,并设置更短的保存期。这样,事件发生后才能在数小时内快速界定影响范围;如果做不到,就只能按最坏情况估算。

把问题解决在事件发生之前

合同层面,与客户的通知触发点宜尽量写成“确认构成个人数据泄露后”的若干小时;与供应商的安排则应更严格,约定更短的通知时限、配合取证的义务,并要求其保证日志的留存期限和可导出格式。企业能否作出“不需要通知”的判断,往往取决于日志究竟能证明什么,而这些关键日志通常并不掌握在企业自己手里。

在事件发生前,企业至少应当对以下问题有确定、书面的答案:各产品线上,本企业究竟是决定者还是受托方,这一定性与隐私政策、客户协议是否一致;欧盟第27条代表和主监管机关是否明确;各法域的门槛、起算点和时限是否已经列表,最短的“时钟”是哪一个;哪些法域承认加密安全港,静态加密覆盖哪些字段,密钥是否与数据分离存放;日志留存期能否支撑“未发生外泄”的证明;谁有权作出“需要通知”和“这一次不需要通知”两项判断,后者是否有固定的记录模板和保存期限;未成年用户能否被快速识别;客户合同和保险单分别要求在多长时间内通知。上述任何一项答不上来,风险就不只来自攻击者,也来自企业自己的流程。

域外数据监管正在从“查结果”转向“查过程”,也在从事后罚款转向事前义务。对准备充分的企业而言,这种变化未必是坏事:过程既然可以被检查,做好的过程也就能够被看见。合规因此不再只是成本,而是在事件发生之后,企业还能保有多少对事实的解释权。

编辑:张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