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夏红(天津大学法学院英才教授)
8月26日,全国人大发布二审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简称“二审稿”),向公众公开征集意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实施近二十年后的首次大修。这一轮修订中,金融机构破产、小微企业破产、跨境破产、关联企业合并破产等关键制度独立成章,另外还引入连带个人债务人债务免除机制,构建破产行政体系,引入破产检察监督,改革力度绝对空前。
重整制度作为该法亮点之一,是中国破产法律体系的关键程序,旨在帮助挽救困境企业、防范系统性风险,但这项制度的使用频率和成功案例远低于预期,困境企业往往拖延至危重状态才进入重整。如何对这一制度修改完善,是本次修法工作的一大重点。整体来看,二审稿基本沿袭了2025年8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一次审议稿)》(以下简称“一审稿”)架构。除部分章节体例略有微调外,二审稿更多着力于文字精简、细节调整和部分条款的删节。不过,无论新设多少章节、新引入多少机制,重整制度完善依然是这一轮破产法修订的重中之重。
重整制度的改革亮点
重整是现代破产制度的主流和标准配置,也是企业破产法颁布时的最大亮点之一。二十年来,重整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齐头并进,在市场主体拯救、市场机制发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重整实务中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各方对重整程序启动难、程序不够公开透明、债权人缺乏深度参与且主导性不足、债务人适用重整程序积极性不高、管理人报酬偏高等问题多有抱怨。
全国人大财经委披露的官方数据显示,在2024年度的破产法实施统计中,以重整为主的拯救性程序适用率仅为4.6%。这意味着重整程序在实践中适用严重不足,重整程序并未得到充分使用。因此,在过去五六年间,如何通过法律修订来为重整程序重新赋能,一直是焦点性问题。
当前企业破产法修订中关于重整制度的改革,重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尽量降低重整程序启动门槛。重整程序的及时启动,对于包括所有债权人在内的利害相关方追寻重整程序带来的好处、作用显而易见。有鉴于此,二审稿特别明确,如果个别债权人申请启动破产清算程序,其他债权人亦可向法院申请启动重整(第八十九条)。另外,二审稿在重整申请证明材料方面,只要求申请人提交可以证明债务人具有重整价值的有关材料,不再要求申请人证明债务人具有“重整可行性”(第九十二条)。
第二,全方位保障重整程序参与各方的知情权。在过去十多年间,随着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体系的持续推进,破产程序知情权、参与权理念广受重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已经在制度供给方面先行一步。
二审稿从多个方面强化债权人对于重整程序的知情权:在管理人职责部分,强化管理人的信息披露职责(第二十九条)和重整计划表决前的告知义务(第一百零七条),也明确了信息披露的具体要求(第一百零四条);在债权人会议部分,新增制度特别强调了债权人查阅破产程序相关文档资料等材料的权利,并允许法院在管理人无正当理由不提供相关材料时介入的制度入口(第八十四条),还增添了重整申请期间的听证接口(第九十条)。
第三,强化当事人意思自治,明确并降低债务人自行经营管理的门槛,鼓励债务人自行经营管理。二审稿明确鼓励债务人自行经营管理,法院在审查相关申请时应尽量宽松(第九十五条)。在终止债务人自行经营管理方面,法院审查标准尽量从严,对于债务人的特定行为和终止自行经管的程序,都予以明确(第九十六条)。
第四,结合实践需求,更加务实地调整制度细节。二审稿吸收相关司法经验,新增担保物非重整所必需时担保权人及时行使担保权的规定,赋予重整融资超级优先权的清偿顺位(第九十八条),明确相关主体未按期提交重整计划时法院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的15日时间节点(第一百零二条)。此外,二审稿删除一审稿重整计划第一次表决未通过时协商和再次表决不得超过30天的限制(第一百一十四条),删除一审稿对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管理人监督权的详细列举(第一百二十四条),新增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的调整和变更程序(第一百二十八条)。针对实务界呼吁,还明确了重整程序中减免的债务依法不缴纳企业所得税(第一百三十三条)。
第五,重构股东和债权人的关系,强化对出资人权益的限制和保护。在探索中国式个人债务重整机制、尽可能降低程序性要求方面,二审稿新增有未来可预期收入的连带个人债务人向法院申请重整的要求,同时删除一审稿中要求同时提交重整可行性报告或者重整计划草案的要求,也删除要求个人债务重整计划执行期不得超过五年、要求罗列不可免除债务清偿方案等硬性要求(第九十二条)。
在重整程序期间股权转让限制方面,二审稿将债务人“控股股东”纳入限制范围(第一百条),删除一审稿中将出资人表决结果仅供参考的规定,恢复出资人对重整计划的否决权(第一百一十二条),明确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对所有出资人和意向投资人均有约束力(第一百二十六条),以及重整计划对股权作出调整后,债务人完成股权变动登记和股权出质登记的责任(第一百二十七条)。
第六,新增“重整前协商”程序。二审稿在重整程序中新设“重整前协商”节,就重整前协商相关问题做出原则性规定,鼓励各利益相关方展开以重整为目的的协商(第一百一十九条)。重整前协商达成重整协议后,可以将之作为重整支撑材料提交法院(第一百二十条)。另外,重整前协商中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预先表决并通过后,债务人可以在申请法院启动重整程序同时请求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第一百二十一条)。如果有重整前协商,债务人在申请重整时可以向法院推荐管理人(第一百二十二条)。
现代重整程序核心与关键
我国具有深厚的成文法传统。在此背景下,无论是破产程序的启动还是破产财产的分配,法官主要职责是适用法律,遵循三段论逻辑即可完成破产司法职责,这种体系特别适合破产清算程序。成文法已经将破产原因、撤销权、别除权、待履行合同、债权顺位、管理人报酬计算依据等绝大多数问题规范清楚,法院本身的工作相对简单清晰,即便有个别问题语焉不详,通过法律解释方法,也能找到相对明确的答案。这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解释为何现行企业破产法在实施中,超过95%的案例都属于破产清算程序。
但重整程序的理念和逻辑与破产清算大相径庭。就起源而言,“重整”诞生于英美法体系下的衡平法传统,又在普通法的滋养下,最大限度发挥了法官的能动性。这意味着重整司法更需要法官依据自己内心对公平和正义的判断,从各方利益平衡的角度相机行事。另外,就形成过程来看,重整不是顶层设计的产物,而是法官融合衡平法和普通法的精神,以企业拯救为核心目标,逐步创造性配套信息披露、强制批准、重整融资享有优先权等机制,待实践操作成熟后最终被成文法吸收。就此而言,现代重整制度既追求成文法带来的确定性,又需要法官在重大和关键问题上,依据内心对法律逻辑和商业逻辑的判断行使自由裁量权。
现代重整制度的稳健运行,还需要专业且高度市场化的破产执业者根据债务人、债权人等委托方的利益,在重整平台上充分博弈,并根据自己的实际贡献,按照咖位和时间投入来收取报酬。其中,谁委托、谁受益、谁付费是重整程序中破产律师费的核心。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没有用“管理人报酬”这个术语,是因为在现代重整程序中,债务人自行经营管理是标准配置。只有债务人经营管理层具有坑蒙拐骗等不当行为,才可能引发自行管理终止、指定管理人等后续程序。在中文语境下,耳熟能详的“管理人报酬”只对应于破产清算程序,在现代重整程序中更多对应律师费,当事人根据自身利益决定,并由法院最终批准即可。
整体而言,现代重整程序主打灵活。程序启动前,鼓励各方充分协商;程序启动后,债务人自行经营并参与债权人多方博弈和谈判,法院负责最终批准重整计划,同时通过上诉机制为当事各方提供法院批准后的救济,这才是重整制度运行的基本闭环。
重整制度改革难题仍在
从回应实践需求的角度,二审稿亮点颇多,很多改革解决的都是实践中利害关系人急难愁盼的问题,应予充分肯定。但从理想角度出发,重整制度改革依然存在一些难题。
第一,重整门槛偏高的情况并未改变。按照现行企业破产法,破产清算和重整标准几乎一样,程序启动需要满足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不抵债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较之国际标准,这一门槛明显过高,也不利于鼓励债务人企业及早启动拯救行动。
实践中,上述问题可能导致多方面困境:债权人从外部很难证明债务人资不抵债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破产程序启动同时就要指定管理人,债务人因为担心经营管理权旁落可能不愿意及时申请重整;法院需要小心翼翼论证债务人符合重整条件……多方困境叠加,最终导致实践中重整申请往往成为立案庭和破产庭的“皮球”,重整程序启动难并未缓解。
第二,债务人参与重整程序的积极性有待强化。重整与自动中止等机制联动,共同构成对债务人的“保护”,现行企业破产法要求破产程序启动的“同时”即指定管理人。这一制度设计,旨在克服198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的弊端,作为克服破产程序启动后企业经营控制权真空的安排,有其合理性。但实践中,债务人有时被置于被怀疑、不信任的境地,进一步将债务人自行经营管理作为次优重整方案。如果重整程序启动后债务人申请自行经营管理,还会导致困境企业经营控制权在债务人、管理人之间多次流转,叠床架屋显而易见。客观上,这会让债务人企业对重整程序的启动敬而远之,能拖则拖,实在拖不下去又急切地想进入重整程序甩掉包袱。
第三,法院审理重整案件难度远胜于传统案件。从法院视角看,现行企业破产法受理启动主义的底层架构没有变化。在重整程序是否启动问题上,重整案件往往矛盾丛生,利益对抗尖锐。从二审稿看,此轮企业破产法修订更多从法律技术层面适度降低受理难度,应对于体制性机制性难题进一步正面回应。
第四,重整上诉机制有待建立。从二审稿通篇措辞来看,重整程序从启动到终结,法院依然在重整程序中居于核心地位。从权力和权利平衡的角度,需要给当事人留出一定救济空间。二审稿明确,利害关系人如果对法院裁定重整有异议,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但复议期间是否停止重整计划执行可由上级法院决定(第一百一十七条)。考虑到重整计划执行对当事各方利害攸关,甚至会对各方利益带来不可逆的影响,重整上诉机制依然有待建立,并作为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