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法律与行风管理部主任娄丹:预防性法治视域下医院法治建设的实践
2026-11-04 15:47:35 来源:《法人》杂志 作者:娄丹

文 | 娄丹(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委会副秘书长、北京卫生法学会医疗机构合股与法务管理专委会秘书长、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法律与行风管理部主任)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向卫生健康领域深入推进,医院法治建设正在由纠纷处置、诉讼应对等末端事务,逐步转向贯穿决策、运营、临床、科研和管理全过程的系统治理。

2026年8月,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树牢预防性法治理念,加强医院合规审核全流程管理,推动法治思维和法治治理方式融入医院合规管理全过程,为新时代医院法治建设提供了更加清晰的制度指引。

对于医院一线从业者而言,法治建设并非抽象的制度命题,而是每天都可能面对的具体问题:患者知情同意是否充分,病历记录是否规范,科研数据能否使用,合同是否能够履行,患者个人信息如何保护,新技术能否开展,出现投诉后如何处置……因而,医院法治建设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关键不在于制度文件数量,而在于法律规则能否转化为一线人员“看得懂、用得上、做得到”的工作标准。

《意见》的出台意味着医院法治建设进一步从“发生问题后如何处理”向“问题发生前如何预防”转变。立足医院一线实践,应当以预防性法治为主线,将法律风险识别前置、将合规要求嵌入业务流程、将制度要求转化为岗位工具,并通过以案促治和合规文化建设形成治理闭环,推动医院法治工作真正从“事后救火”走向“事前防控”。

医院法治建设的预防性治理转型逻辑

(一)治理重心迭代:从事后补救转向全程防控

《意见》明确提出树牢预防性法治理念,并要求将法治工作融入医院管理和服务全过程,加强合规审核全流程管理。这意味着医院法治工作的价值不再局限于“解决案件”,而应进一步体现为“避免案件发生”。对于临床、医技、科研和职能部门而言,法治工作的介入时间应当从纠纷发生后前移至业务设计、方案制定和流程实施阶段。

例如,一项新技术开展前,关注的不应只是技术本身是否成熟,还应同步考虑患者权益、知情同意、伦理审查、医疗质量和责任边界;一项科研合作启动前,不应等到成果转化阶段才审查合同,而应在合作模式、数据使用和成果权属确定时进行风险研判。只有把法律要求转化为业务启动前的必要条件,预防性法治才能真正落地。

(二)政策体系赋能:医院法治进入体系化建设阶段

《意见》从加强党的领导、健全法治建设制度、妥善调处矛盾纠纷、强化法治能力建设以及组织实施和指导评估等方面,对医院法治建设作出系统部署,并提出2026年底前推动重大涉法事项报告、典型案例评析、法律风险评估、年度述法等制度有效实施;2027年底前基本建立医院法治工作体系;到2030年全面普及医院合规文化。

从医院管理实践看,这一政策要求的核心变化并非简单增加几项工作,而是推动医院法治由“部门工作”转向“医院治理体系组成部分”。法治部门负责专业支撑,业务部门承担主体责任,医院管理层负责统筹决策,一线岗位则承担具体落实责任。

因此,评价医院法治建设,不能只看是否设立法务部门、是否聘请法律顾问、是否开展法律培训,更要看法律风险是否真正进入业务决策,制度是否真正进入岗位流程,发现风险后是否能够形成整改闭环。

(三)治理模型重构:从法律底线走向岗位合规

预防性法治可以形成“底线约束—制度规范—岗位落地—文化自觉”的递进结构。

第一层是法律底线,明确医院和工作人员依法执业、规范履职的基本边界;第二层是制度规范,将法律法规转化为医院内部制度和工作流程;第三层是岗位落地,将制度进一步转化为临床、医技、科研、行政、后勤等岗位能够直接执行的操作标准;第四层是文化自觉,使依法履职从外部要求逐渐转变为工作人员的工作习惯。

对于一线人员而言,第三层尤其关键。法律规定通常具有较强的原则性,而临床工作则要面对大量具体而不同的场景。工作人员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份几十页的制度汇编,而是遇到特殊患者、异常情况、信息调取、知情同意、投诉争议等问题时,能够快速判断“能不能做、应该怎么做、谁来审核、需要留下什么证据”的操作依据。

医院预防性法治落地的多维治理困境

(一)治理理念滞后,风险防控往往后置化

目前,部分医院仍将法治工作主要理解为诉讼应诉、纠纷处理、合同审核和行政处罚应对,法务部门容易被定位为“善后部门”。业务部门则更关注医疗服务、科研项目、经营管理和工作进度,合规审查往往在方案基本确定后才介入。

这种“业务先行、法律后置”的模式,使法律审核容易退化为文本修改和程序审查。一旦业务模式本身存在结构性问题,后期再进行法律审核,调整空间十分有限。

从实际工作来看,真正有效的合规并不是让工作人员在每项工作中“等法务审核”,而是通过前置风险清单、岗位操作规范和分级审核机制,让低风险事项能够自主判断,高风险事项及时升级,重大事项由专业力量介入,避免所有风险最终淤积到法务部门。

(二)法治资源配置不均衡,业务风险仍有治理盲区

医院业务具有高度专业化特点,法律风险并不只存在于合同和诉讼领域。医疗文书、医保诊疗、科研伦理、数据使用、个人信息保护、采购管理、人员执业等不同业务领域均可能产生法律风险。

现实中,部分医院的合规管理仍集中于合同和案件管理,对于院内制度制定、新技术新项目准入、科研数据使用、患者个人信息保护等业务场景覆盖不足。尤其对于基层、专科和部分非公立医疗机构而言,专业法治力量相对有限,更需要建立符合自身规模和业务特点的法治工作机制。

《意见》同时强调,要指导民营医院提升医务人员法治素养,重点加强合规审核、防范合规风险。这意味着医院法治建设并非只有大型公立医院需要系统推进,而是各级各类医院均应根据自身实际建立相应机制。

(三)制度与岗位脱节,法治落地存在“最后一公里”

医院法治建设最直接的检验场景在一线。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医院制度最终都要由医师、护士、药师、技师、科研人员以及管理人员执行。

然而,部分制度仍停留在原则层面。例如,制度规定应当充分履行告知义务,但临床人员在复杂诊疗场景下究竟告知哪些内容、如何记录、患者拒绝后如何处理,往往缺乏足够具体的指导工具;制度规定应当保护患者个人信息,但医务人员面对科研数据导出、患者信息查询、影像资料调取等具体问题时,仍可能缺乏明确判断依据。

因此,医院法治建设不能止于“制度有没有”,还应回答“岗位怎么做”。只有将制度转化为清单、流程、模板和风险提示,才能真正打通法治建设的“最后一公里”。

(四)以案促治机制不足,个案风险难以转化为治理能力

医疗纠纷、投诉举报、行政处罚和诉讼案件既是医院风险的表现,也是发现制度漏洞的重要入口。

但实践中仍容易出现“案件办结即工作结束”的情况。案件处理后,如果仅关注赔偿结果、责任比例或者个人责任,而没有进一步分析制度漏洞、流程缺陷和管理原因,同类问题仍可能重复发生。

真正有效的以案促治,应当形成“案件办理-原因分析—风险识别—制度修订—岗位培训—整改验证”的闭环。一个案件解决的是一个问题,一套机制解决的才是同类问题。只有把案件经验转化为制度和流程,法治工作才能从个案处置转化为组织治理能力。

(五)医疗业态快速迭代,传统风险管理方式面临新挑战

互联网诊疗、人工智能辅助诊疗、远程医疗、医疗数据开发利用等新业务不断发展,给医院治理提出新的法律、伦理和管理要求。

实际工作中,新技术带来的风险往往不是简单的“允许或者禁止”,而是涉及责任主体、患者权益、数据安全、伦理要求和质量控制等多个维度。若完全采取“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思路,可能忽视相关监管要求;若因为规则不明确而一律停止创新,也可能影响正常业务发展。

因此,对新技术、新项目和新业务,应当建立与创新同步的合规评估机制,在业务设计阶段同步识别法律、医疗质量、伦理和数据风险,并根据风险程度采取论证、试点、监测和动态调整等措施。

从“制度要求”走向“制度执行”

(一)前置风险研判,把合规审核嵌入业务流程

医院应结合自身业务建立重大涉法事项清单,将重大决策、重要合同、新技术新项目、科研合作、重大采购、信息化建设等事项纳入相应的风险审核范围。

同时,医院应建立分级审核机制。一般业务由科室开展基础性合规自查;专业性较强的事项由医务、医保、科研、伦理、信息等部门进行专项审核;重大涉法事项由法治部门或者法律顾问进行专业论证;涉及多领域风险的事项实行联合审核。

更重要的是,医院应当明确“何时审、审什么、谁负责、如何留痕”。合规审核不能成为业务完成后的“盖章环节”,而应成为业务流程中的前置节点。

(二)完善制度体系,让法治进入医院日常管理

医院应当从合同管理进一步拓展法治合规范围,将依法执业、医疗文书、患者权益、医保管理、科研伦理、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采购管理等纳入常态化风险管理。

对于高风险领域,可以建立年度风险评估机制,每年结合监管重点、典型案件和医院自身风险情况确定重点领域,形成风险清单、责任清单和整改清单。

同时,医院应当把案件复盘作为制度完善的重要来源。对于重大纠纷、行政处罚和典型诉讼,不仅要分析“谁承担责任”,还要追问“为什么会发生”“哪个流程没有发挥作用”“制度是否需要修改”,最终将复盘结果转化为制度修订和岗位培训内容。

(三)聚焦岗位落地,把法律规则转化为一线工具

医院法治建设最终要落到岗位。应当围绕临床、医技、科研、护理、行政等岗位的高频风险场景,建立轻量化、场景化的岗位合规工具。

例如,可以将患者知情同意、病历管理、患者个人信息保护、投诉初期处置、科研数据使用、新技术准入等事项分别制作成“操作清单+流程图+风险提示+证据留存要求”,使工作人员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快速使用。

法治培训也应从单纯讲授法律条文转向解决实际问题。临床人员重点培训依法执业、患者权益和医疗风险;科研人员重点培训伦理和数据合规;管理人员重点培训决策程序和合同风险;后勤、财务及采购人员重点培训合同履行、采购和内部控制。通过案例分析、情景模拟和岗位测试,使“知道法律”真正转化为“依法履职”。

(四)强化权益双向保护,完善纠纷预防化解机制

医院法治建设既要防范医院自身违法违规风险,也要依法保障患者和医务人员合法权益。

对于患者,应当进一步完善投诉受理、调查、反馈和复盘机制,推动投诉处理、人民调解、医疗鉴定和诉讼等机制有序衔接,依法解决医疗争议。

对于医务人员,也应当建立与其履职场景相匹配的权益保护机制。面对暴力伤医、网络侵权、恶意投诉等问题,医院应及时固定证据、明确处置责任和法律路径,为医务人员依法履职提供必要支持。

(五)创新业务同步合规,形成“合规与创新并行”机制

对于人工智能辅助诊疗、互联网诊疗、医疗数据利用等新业务,医院应避免“先开展、后整改”。

新技术、新项目、新业务立项时,可以同步开展法律合规、医疗质量、伦理和数据安全评估,明确责任主体、业务边界和风险控制措施。对于监管规则尚不完全明确的领域,可以在坚持法律底线、医疗安全底线和伦理底线的基础上,通过专业论证、小范围试点和动态评估逐步完善治理方案。

预防性法治的目的不是限制创新,而是让创新在可识别、可控制、可追溯的边界内运行。

(六)培育合规文化,使“依法履职”成为岗位习惯

《意见》明确提出加强医院合规文化建设,将合规要求嵌入医院各项业务流程,突出全员主动合规,并通过典型案例风险分析和常态化警示教育持续提升组织合规意识。

因此,医院应当形成“重大事项先问风险、开展业务先看边界、发现问题主动报告、发生案件及时复盘”的工作习惯。同时,应当避免依靠简单处罚推动合规。对于主动报告风险、及时纠正错误、有效避免损失的行为,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正向机制,形成敢于发现问题、主动解决问题的良好氛围。

落地机制:把法治要求转化为岗位操作标准

《意见》的出台,为医院法治建设从“有没有制度”走向“制度是否有效运行”提供了新的政策坐标。对于医院而言,预防性法治并不是增加一套与临床、科研和管理工作相分离的要求,而是把原本分散在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和医院制度中的要求,转化为日常工作可以执行的规则。

医院法治建设真正的价值,不应只体现在案件发生之后能否妥善应诉,更应体现在业务开展之前能否发现风险、工作进行过程中能否及时纠偏、问题发生之后能否推动制度改进。

从这一意义上看,新时代医院法治建设需要实现三个转变: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变,由“法治部门负责”向“全员依法履职”转变,由“法律条文要求”向“岗位操作标准”转变。

2026年底前,医院需要重点推动重大涉法事项报告、典型案例评析、法律风险评估、年度述法等制度落地;2027年底前进一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医院法治工作体系;到2030年,则应推动合规文化全面普及。

对医院而言,这既是政策提出的阶段性任务,也是提升治理能力的现实需要。只有把法治真正嵌入医院决策、运营、临床、科研和服务全过程,把风险防控落实到每一个具体岗位,才能使法治从“制度文本”转化为“工作习惯”,从“风险处置工具”转化为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治理能力。

编辑:张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