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记者 惠宁宁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围绕合规审核全流程管理、涉法典型案例评析制度建设、法律风险评估制度建设、调处医患争议和矛盾纠纷等方面,健全制度机制,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围绕医患双方权益保障、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多元化解纠纷等话题,记者采访了多位业内专家,为意见的落地实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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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阶段实施目标
《法人》:四部门联合出台《意见》主要出于什么样的现实背景?
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娄丹:从总体背景看,《意见》的出台,既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部署、推进卫生健康领域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适应医院治理环境和风险形态变化的现实需要。
一方面,随着全面依法治国不断向纵深推进,医院作为卫生健康服务体系的重要主体,需要进一步将法治要求融入决策、管理、执业和运营全过程,不断提升依法治院水平。另一方面,随着医院功能不断拓展,医疗服务之外,科研创新、成果转化、数据应用、对外合作等业务日益丰富,医院面对的法律关系和风险类型也更加多元。传统以合同审查、纠纷处理等单项事务为主的法务工作模式,已经难以完全适应全过程风险防控的需要。
《法人》:《意见》设置2026年、2027年、2030年三个阶段性实施目标,分别要完成哪些标志性成果?
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郑雪倩:三个阶段目标体现了从夯实基础、健全体系到提升治理效能的渐进路径。
2026年底前,重点推动基础制度的有效运行。医院重大涉法事项报告、典型案例评析、法律风险评估、年度述法等四项制度要有效实施;同时,在患者隐私和个人诊疗信息保护、医疗文书管理、合规审核以及传染病依法报告等重点领域取得明显成效。
2027年底前,重点进一步转向体系建设。公立医院政事权限清单制度全面建立,医疗纠纷普法工作指南制定实施,医院法治环境持续优化,法治工作体系基本建立,推动各项法治机制进一步融入医院治理运行。
到2030年,更加突出法治建设的常态化和内生化,医院合规文化全面普及,法治建设水平明显提升,法治工作体系更加完善。
《法人》:制度落地后,患者和医务人员分别可以获得哪些权益保障?
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邓利强:《意见》在制度设计上兼顾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既全方位守护患者的就医权益,也为医务人员安心执业提供制度保障。
对患者来说,第一,生命健康权、知情同意权进一步压实,诊疗行为必须严格遵循规范,切实保障患者的生命权、健康权,同时尊重患者人格尊严,严格落实患者知情同意制度;第二,强化医疗隐私和诊疗信息保护,对泄露患者信息行为零容忍;第三,医疗文书更规范,能有效避免因病历、诊断证明等文书问题引发的纠纷,保障患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第四,纠纷化解渠道打通,投诉、调解、鉴定流程衔接,降低群众维权成本,让患者知道“遇事该找谁、怎么找”;第五,打击号贩子、医托、互联网虚假诊疗、不法广告等行为,并依法处理暴力伤医行为,净化就医环境,让患者能安心看病。
郑雪倩:对医生而言,这份制度并非给医院和医生“加担子”,而是保障了执业安全与职业尊严:首先,依法执业有了更清晰的合规保障,当医院的管理制度、诊疗流程都经过合规审查后,医生在具体执业时,只要按规范操作,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因制度漏洞而担责;其次,面对“医闹”和暴力伤医,有了更坚实的后盾,为医生的人身安全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再次,将法治宣传教育贯穿于医务人员成长全周期,融入执业全过程,帮助医生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最后,纠纷处理更专业,减少“无谓消耗”,通过建立典型案例评析制度和多元化纠纷处理机制,降低群众维权成本,提升纠纷处理效率,帮助医生从冗长、对抗性的纠纷处理程序中解脱出来。
全流程风险防控
《法人》:《意见》明确“未经合规审核的事项不得提交议事决策会议审议,不得发布实施”,哪些事项属于必须开展合规审核的范围?
娄丹:从《意见》的制度设计看,合规审核并非对应一张封闭的事项清单,而是明确重点领域,并要求医院完善审核标准、实行分级分类管理。文件制定、合同订立等关键环节以及医疗纠纷处理、科研与伦理管理、人员评聘管理等重点制度领域,均属于应当加强合规审核的范围;对重大经济事项、科研合作、成果转化以及主体复杂、风险较高、事项敏感的协议,还应实施重点审核或者由法治专业力量提前介入。
从医院落实角度看,关键是将“应审尽审”转化为明确、可执行的内部规则。医院应结合自身业务结构和风险特点,进一步明确审核事项范围、审核方式、审核权限和审核节点,并将完成合规审核作为相关事项进入决策程序或者发布实施的前置条件。这样既能防止应审未审,也能避免审核范围过度泛化。
《法人》:民营医院、基层小规模医疗机构,自身法务力量薄弱,如何落实这套合规审核要求?
娄丹:对于民营医院,落实重点在于将合规审核制度与自身法人治理、授权决策和业务审批机制有效衔接,明确哪些事项必须审核、由谁审核、何时完成审核,并使审核结果真正成为相关事项进入院级议事决策的必要前提。对于重大、复杂或创新性较强的事项,还应适当前移审核节点,在业务方案和核心条件尚有调整空间时开展法律风险研判,避免合规审核停留于项目基本确定后的末端程序。
对于基层和规模较小的医疗机构,可以根据机构规模适当简化组织和程序,但必要的审核要求不能弱化。可以围绕制度文件、重要合同以及重大、高风险业务明确基本审核范围,将审核节点嵌入现有审批流程;对高频、标准化事项,通过标准文本、审核规则等方式提高效率,对超出常规范围或风险较高的事项,再启动专业审核。内部法治力量不足的,可以通过医联体联合聘请法律顾问、联合购买法律服务等方式补充专业能力。
《法人》:针对医院高风险合同,实务层面如何把合规审核真正落地?
娄丹:医院应优化合同管控体系,梳理公示高风险合同审核清单,审核关口前移到项目立项磋商、合作模式研判阶段。同步建立业务、法治、财务多部门协同会审机制,明确各岗位责任,依靠信息系统设置强制审核节点,从源头杜绝先实施、后补审核流程。
合同审核中重点核查合作方资质信誉、项目审批流程、知识产权权属、国有资产安全、科研伦理规范等核心关键风险。同时,构建合同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将合规管控覆盖合同起草、谈判、签约、履约、变更、终止全过程,所有合同补充、变更事项均重新开展合规审核,建立履约风险台账和问题复盘机制,常态化排查化解履约风险。
从纠纷处置到源头治理
《法人》:重大涉法事项报告制度和医疗纠纷处置之间如何联动?
娄丹:重大涉法事项报告制度与医疗纠纷处置上有所区别,但在风险治理层面具有较强的衔接关系。
一般医疗纠纷,通常按照投诉管理、人民调解、鉴定、诉讼等既有机制依法处理;对于其中进一步发展为重大、复杂或者敏感涉法风险,符合医院重大涉法事项报告标准的,应及时启动相应的内部报告和研判程序,使风险尽早进入管理层级和相关专业部门的协同处置范围。
重大涉法事项报告并不是替代医疗纠纷处理,而是针对重大风险建立风险升级和组织协同机制。医院需要结合自身实际建立清晰的风险识别、升级报告和协同处置规则,既避免重大风险未能及时纳入管理,也避免将一般医疗纠纷泛化为重大涉法事项。
两项机制的联动还应延伸至事后治理。对于具有典型性或暴露出重要管理问题的重大医疗纠纷,应进一步与典型案例评析、法律风险评估等机制衔接,对案件反映出的制度和管理问题进行复盘整改。
《法人》:现在提倡医疗纠纷多元化解,打通投诉、信访、人民调解、鉴定、赔偿全链条,实践当中存在哪些堵点,该如何破解?
郑雪倩:现实中存在五类突出堵点:一是投诉和后续调解、鉴定衔接不畅,医院投诉部门只做登记,没有主动引导调解,矛盾一路推到诉讼;二是医疗鉴定周期长,拉长维权时间,医患对立加剧;三是基层医疗纠纷调解员缺少医学、法律双重背景,调解说服力不足;四是行政复议调解和医疗纠纷处理联动不足;五是各个解纷渠道信息不互通,缺少信息化全流程追踪。
打通流程,首先要建立“投诉—调解—鉴定—赔偿”全链条衔接机制;其次要强化基层调解力量,可通过配备具有医学、法学背景的专业调解员,并建立医学专家咨询库等,加强基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提高调解成功率;三是强化信息化支撑,依托信息化手段建立医疗纠纷多元化解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各环节信息互通、数据共享。实现纠纷全流程线上流转、全程留痕、实时追踪,大幅提升纠纷处理效率。此外,还可以完善行政复议调解衔接机制、制定医疗纠纷普法工作指南,并将多元化纠纷处理机制建设情况纳入考核体系,助力医疗纠纷多元化解。
医疗机构实践路径
《法人》:专科医院、基层机构、民营医院业务存在差异,如何分类开展法律风险排查?
邓利强:公立医院重点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完善政事权限清单,培养合规人才,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专科医院要紧扣专科业务技术特点,用好典型案例评析,梳理专科领域高频法律风险。基层机构重点提升全员法治意识,创新法律服务供给模式。民营医院要聚焦经营类风险,重点排查医保基金使用、广告宣传、价格公示,健全内部合规审核体系,常态化开展医务人员法治培训。
《法人》:合规审核的落实情况会和等级评审、绩效监测、医院巡查挂钩,对拒不落实“应审尽审”的医院,有哪些约束手段?
郑雪倩:一是行政监管约束。各医院的法治建设情况将被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纳入等级医院评审、公立医疗机构绩效监测、医院巡查,未落实合规审核要求的医院将被予以约束。
二是内部治理约束。公立医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未落实“未经合规审核的事项不得提交议事决策会议审议”要求的,视为违反医院重大决策程序,依规依纪追究相关领导责任。医院应建立合规审核责任追究制度,对未经合规审核即提交审议或发布实施造成不良后果的,对相关责任部门和人员依规依纪追责。
三是法律责任约束。因未落实合规审核导致违法违规行为发生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追究医院及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依法追究相关赔偿责任。
《法人》:基层医疗机构、小型医院缺少专职法务人员,政策鼓励医联体联合聘请法律顾问、联合购买法律服务,这套机制落地难点在哪儿?
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孙宜前:中小型医疗机构的困境可以总结为“有人无法、有法无人”。第一是人的难题,没有专职法务岗位,现有人员大多兼职,专业能力不足;第二是经费难题,难以承担专职法务薪酬和常年法律顾问费用;第三是制度模板大多照搬大型三甲医院,和中小医院业务场景不匹配。
规模稍大的可以设置专职法务岗,小医院设置法务联络员统筹协调合规;推广“内部联络员+外部法律顾问”模式;不追求一步实现全部业务合规,优先覆盖合同审核、医疗纠纷等高风险领域;制作简化版合规审核目录、表单。医联体牵头单位统筹成员机构法律服务需求,多家小医院分摊成本,同时避免法律顾问服务只签合同不干活,要让外部力量真正参与风险评估、案例评析、纠纷调处。
《法人》:医院内部法务、外部法律顾问、行业协会学会三方,如何协同把法治融入日常运营?
孙宜前:医院内部法治力量承担合规审核、制度建设的统筹协调职责,是法治工作的“主引擎”;外部法律顾问提供专业法律意见、合同审核、纠纷处理等专业服务,是“外脑”;行业协会学会搭建交流平台、制定行业标准、组织培训研讨,是“桥梁纽带”。
具体实操路径包括:落实“内部法务+外部顾问”双保险,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核内外共同参与;推动律协、医院协会开展医律融合,组建专家顾问团;依托行业协会出台合规团体标准;开展联合培训研讨;建立专家库、信息共享机制,打通和卫健部门、医调委的业务对接,让法治资源真正下沉到医院日常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