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王艳芳:警惕“专利狙击”扰乱公平竞争秩序
2026-11-05 15:59:51 来源:《法人》杂志 作者:王艳芳

文 | 王艳芳(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

随着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深入推进,专利诉讼日益成为市场主体维护创新成果、制止侵权行为的重要手段。2025年,全国法院新收专利民事一审案件52177件,同比增长17.9%。与此同时,少数经营者借助专利权和诉讼程序,在竞争对手上市、融资、并购等关键节点发起诉讼,以施加经营压力、攫取不当利益,“专利狙击”由此引发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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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机关惩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典型案例。其中,广东佛山某公司在江苏无锡某公司申请上市的重要阶段,以权利基础存在瑕疵的实用新型专利提起侵权诉讼,意图获取不法竞争利益。该案此前亦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治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典型案例。检察机关开展诉中监督后,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其消除影响、赔偿合理支出。案件表明,专利诉讼一旦背离正当维权目的,便可能异化为排挤竞争对手、扰乱市场秩序的工具。

“专利狙击”呈现鲜明的竞争性特征

所谓“专利狙击”,并非泛指竞争主体之间发生的专利纠纷,而是指行为人明知缺乏正当权利基础或者事实依据,仍选择对竞争对手具有重大影响的时间和方式提起或持续诉讼,阻碍其经营发展、迫使其支付不当对价或者获取其他竞争利益。梳理近年的典型案例,此类诉讼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其一,诉讼时机具有明显的选择性。企业上市、融资、并购、重大产品发布等阶段,通常面临严格的信息披露、尽职调查和合规审查。相关监管规则要求发行人不能存在可能对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技术、商标、专利等权属纠纷。在这些关键节点提起专利诉讼,即使主张最终不能成立,也可能延缓审核进程,增加交易成本,影响投资者判断。前述案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涉杭州宇树科技公司案件,均反映出行为人利用上市筹备期实施“精准狙击”的特点。

其二,权利基础多集中于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这两类专利在授权阶段实行初步审查,未经与发明专利相同程度的实质审查,权利稳定性相对较弱。部分行为人通过申请、受让或集中收购权利基础存在瑕疵的专利,再据此提起侵权诉讼。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两件相关典型案例均涉及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六件相关典型案例中,亦有五件涉及此类专利。需要强调的是,专利类型本身并不决定诉讼是否恶意,真正应受规制的是明知权利基础薄弱仍将诉讼作为竞争手段的行为。

其三,诉讼策略具有程序滥用色彩。有的行为人拆分证据、反复起诉,持续袭扰竞争对手;有的利用不同法院之间的信息差,通过制造管辖连接点异地起诉;有的申请行为保全、财产保全,以强制措施放大诉讼压力;还有的诱导他人实施所谓侵权行为,再通过陷阱取证提起诉讼。相关裁判已经对拆分诉讼、诱导侵权等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当诉讼的主要功能不再是实现实体权利,而是制造经营障碍,程序权利便偏离其制度目的。

“专利狙击”的产生,既与部分专利权利稳定性不足有关,也与违法成本和预期收益失衡有关。

企业在上市融资等阶段卷入诉讼,可能同时承受监管、信用和舆论压力,而恶意诉讼发起人通常只需承担诉讼费用及被诉企业的部分实际损失。若由此获得的和解金、市场机会或竞争优势明显高于可能承担的责任,就容易形成“低成本、高收益”的错误激励。

准确区分正当维权与恶意诉讼

治理“专利狙击”,不能削弱专利权人依法维权的积极性。市场主体对竞争对手提起诉讼,或者涉案专利后来被宣告无效,并不当然意味着诉讼具有恶意。

专利效力判断具有专业性和不确定性,权利人对保护范围、侵权比对及专利稳定性作出不同理解,属于正常司法争议。规制恶意诉讼的关键,是在保护诉权与防止诉权滥用之间建立清晰边界。

我国司法实践通常从四个方面认定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起诉明显缺乏权利基础或事实根据,起诉人主观上明知该缺陷,诉讼造成被起诉人损害,诉讼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其中,“明知”是区分正常败诉与恶意诉讼的核心。法院不能仅根据专利被宣告无效、原告败诉或其与被告存在竞争关系,倒推起诉时具有恶意;而应结合专利取得过程、既有审查结论、在先裁判、技术比对、诉前沟通及诉讼中的异常行为,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其主张缺乏依据。

主观恶意的判断还应区分商业竞争目的与不正当损害目的。市场主体提起专利诉讼,通常都包含维护市场份额、阻止侵权产品进入市场等商业考虑,这本身并不违法。只有在行为人明知权利或事实基础存在重大缺陷,仍以阻碍上市、迫使交易、损害商誉等为主要目的实施诉讼时,才具有应受否定的主观状态。

因此,“打击竞争对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恶意的理由,必须与权利基础、事实依据和程序行为相互印证。

在责任承担方面,应充分赔偿被诉企业因恶意诉讼遭受的损失。除合理的律师费、差旅费等应诉支出外,对因恶意保全造成的资金占用损失、因应对诉讼启动专利无效程序产生的合理费用,以及能够证明的订单损失、商誉损害等,也应依法纳入赔偿范围。司法裁判已经出现将资金占用利息、无效宣告程序合理费用等纳入损害范围的情形。同时,即便恶意诉讼发起人中途撤诉,只要起诉行为已经造成损害,也不当然免除其侵权责任。

以协同治理遏制“专利狙击”

遏制专利恶意诉讼,需要贯通专利授权确权、行政监管、民事审判、检察监督和刑事追责等环节,形成识别、制止、追责与修复相衔接的治理体系。

第一,完善恶意诉讼的责任规则。现行民事救济主要遵循损失填平原则,但在恶意诉讼收益显著高于赔偿责任的情形下,威慑作用有限。可研究完善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赔偿和制裁规则,对主观恶性深、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提高违法成本;进一步明确法院对滥用诉权、恶意申请保全、隐瞒关键事实等行为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的适用条件。对以诉讼为手段勒索财物、捏造知识产权侵权关系且达到犯罪标准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已有案件对利用专利诉讼迫使企业支付钱款的行为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第二,强化跨部门信息共享和线索移送。在专利授权确权阶段,应加强对非正常专利申请的识别,提高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审查质量及无效程序效率。在诉讼阶段,专利行政部门可依法向法院提供涉案专利的审查、评价报告和无效程序信息,帮助判断权利稳定性;法院可将认定恶意诉讼的案件线索推送至知识产权、市场监管和司法行政部门,加强对相关权利人、专利代理机构及诉讼代理机构的监管。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还应健全民事案件中犯罪线索的发现、移送和办理机制。检察机关可通过诉中监督、抗诉、检察建议等方式纠正个案并推动类案治理。

第三,建立信用惩戒与修复机制。“专利狙击”之所以在上市融资阶段危害突出,一个重要原因是涉诉信息会迅速传导至企业信用评价、投资决策和社会舆论。对经生效裁判确认的恶意诉讼发起人,以及明知并参与策划恶意诉讼的有关代理机构,可依法建立负面信用记录,并纳入相关部门的重点监管范围。同时,信用治理不能只强调惩戒,还应及时修复被诉企业受到的影响。对已经认定属于恶意诉讼的,应及时更正或者停止公示具有误导性的涉诉信息,撤销由此产生的不利信用措施,并通过权威渠道发布澄清和修复信息。

第四,提高临时措施审查的针对性。行为保全和财产保全具有快速、强制的特点,在企业上市、参展、产品发布等关键阶段尤其可能产生放大效应。法院在依法保护专利权的同时,应综合考察专利稳定性、侵权可能性、损害紧迫性、利益平衡及公共利益;对权利基础明显存疑、申请时点异常或可能造成难以逆转经营损害的申请,应审慎审查,并依法要求充分担保。对因恶意或重大过失错误申请保全造成他人损失的,应依法落实赔偿责任。

专利制度旨在激励创新,而非压制正当竞争。利用权利基础存在瑕疵的专利,在竞争对手上市、融资等关键节点实施“专利狙击”,不仅损害企业的合法权益,也会扭曲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挤占有限司法资源,动摇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信赖。只有进一步明确认定标准、完善责任体系、强化部门协同并健全信用修复,才能让专利诉讼回归维护创新成果的制度本位,为各类经营主体营造公平、有序、可预期的竞争环境。

编辑:张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