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为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
近年来,音乐版权纠纷已从行业痛点逐步演变为公众议题。歌手单依纯在其深圳演唱会上未经授权翻唱歌曲《李白》遭原唱控诉;歌手汪苏泷与张碧晨陷入《年轮》“原唱”之争等事件,不仅暴露了音乐行业版权管理的深层漏洞,更折射出艺术改编与原创权益保护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制图/宋逗
在此背景下,如何科学、精细地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已成为司法裁判的核心难点。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为基点,结合典型司法案例,系统梳理赔偿计算体系,并聚焦损害赔偿的利益平衡逻辑,以期为审判实践提供参考。
侵权赔偿与计算路径
2020年,笔者主审百某公司与宋某公司、茶某公司著作权侵权案(以下简称“《纳西情歌》案”),判决宋某公司、茶某公司赔偿百某公司经济损失7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11万元,创下当时全国单首音乐作品赔偿额的最高纪录。该案为音乐著作权侵权赔偿额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的司法实践样本,入选2021年全国法院五十个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2025年,上海首例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刑事案件因被侵权作品在某视频平台上完播量超3000万次,相关负责人获刑并处罚金。2026年,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直播平台音乐侵权案中,7家音乐版权公司索赔金额近7000万元。上述案例均表明,从法定赔偿到精细化计算,从民事追责到刑事制裁,司法正试图为音乐版权划定更明确的权利边界与赔偿标尺。
对于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行为,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确立了递进式的赔偿计算顺序:首先,“应当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前两者均难以计算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最后是法定赔偿,即规定“对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这体现了立法者对权利人利益保护的优先考量,也为司法裁量划定了基本轨道。
司法实践中,此类侵权案件中的实际损失主要表现为:授权费损失、作品销量减少、市场份额流失及声誉贬损。以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下简称“音著协”)现场表演收费标准为例,授权费损失最为直接的计算方法是:音乐著作权使用费=座位数×平均票价×4%。单首歌曲再按时长、完整度、代表性等要素分摊。
违法所得指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全部收入扣除合理成本后的净收益。在演唱会侵权场景中,收入包括票房、直播打赏、商业赞助等,成本则涉及场地、设备、推广等费用支出。其中的关键难点在于:如何从整体收益中剥离出涉案音乐作品的贡献份额。法院通常采用“利润贡献率”方法,即先确定侵权业务的总利润,再乘以作品贡献率,得出可归因于侵权行为的违法所得。此方法要求对作品在经营中的实际作用进行经济分析,避免将全部收益不当归咎于单一作品。
当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均难以确定时,法律规定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需强调的是,权利使用费并非独立于前两者的“第三种计算”,而是对实际损失或违法所得的替代性量化方式。正因如此,在惩罚性赔偿中,权利使用费可作为计算基数。
当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均难以计算时,法院将适用法定赔偿,在500元至500万元区间内酌情裁定。司法实践中对于法定赔偿的适用,法院需要综合分析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还会综合考虑歌曲的类型、知名度、侵权情节、持续时间等因素规定赔偿额。对于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的案件,法院通常会在法定赔偿额的中高位进行判决。
实践中还存在裁量性赔偿的方式,即当有证据证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违法所得明显超过法定赔偿最高限额,或低于法定赔偿最低限额时,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法定赔偿限额之外确定赔偿数额。裁量性赔偿在本质上仍属于权利人损失或侵权人违法所得的范畴,而非突破法律框架的“自由裁量”。上述确定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亦可并行适用,例如,有证据支持的部分适用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违法所得或许可使用费计算,其余部分运用法定赔偿,其目的在于精准确定损害赔偿数额。
从个案看裁判思路
以《纳西情歌》案为例,该作品已独家授权歌手陈思思演唱,并曾在2012年文化部春晚、中央电视台《回声嘹亮》等栏目中表演,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宋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茶某公司自2014年起,在云南丽江千古情景区背景音乐以及《丽江千古情》演出第一幕《泸沽女儿国》中,较为完整地使用了《纳西情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宋某公司、茶某公司侵害了涉案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但认为百某公司以违法所得方式计算的赔偿数额不能获得支持。在参考茶某公司向音著协缴纳许可使用费的基础上,一审法院适用法定赔偿方式,确定赔偿数额25万元及合理费用5万元,共计30万元。
百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高院经审理认为,应当采用违法所得的计算方法,二审改判宋某公司、茶某公司赔偿百某公司经济损失7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11万元,共计81万元。
此案在违法所得计算方法上进行了创新探索。
首先,确立了利润贡献率的计算思路。法院认为,基于企业营业利润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以及知识产权价值的无形性,在著作权案件中以侵权人违法所得方式计算赔偿数额时,主要应依据权利人提交的侵权方获利证据,从侵权行为的具体样态出发,区分涉案知识产权要素创造的价值和不可归因于该要素的其他价值,在利润中析出专属于具体被侵权作品贡献的专有价值。
其次,建立了递进式的贡献率确定机制。法院通过复杂的经济分析,计算出音乐作品对茶某公司经营的利润贡献率区间为0.20%至1.43%。其中,按照音著协的标准计算,贡献率为1.43%;按照茶某公司实际缴纳的许可使用费计算,贡献率为0.20%。
再次,综合考虑多重因素确定最终贡献率。法院在确定涉案音乐作品《纳西情歌》的具体贡献率时,综合考量了四个方面的因素——该作品在演出中的重要性:作为第一幕开场曲目,时长2分23秒,占整场演出的3.97%,系唯一较完整使用全词曲的作品,且在主题乐园背景音乐以及宣传中使用;作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具有鲜明的丽江地域特色和一定的传唱度;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长期持续使用、主观恶意强;企业的注意义务:宋某公司系专业经营主题乐园的上市公司,负有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
最终,法院确定涉案音乐作品的利润贡献率为0.8‰,按照茶某公司2014年至2019年主营业务利润总和计算,得出违法所得为70万元。
此外,本案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法院将违法所得的计算与音著协的许可费标准进行了对比分析:
第一,音著协的许可费标准。根据音著协官网公布的主题公园类场所使用音乐作品许可使用费计算公式为:门票收入×0.4%。茶某公司2014年至2019年的主营业务收入总额为12亿余元,按照0.4%的标准计算,应缴纳的许可使用费为500余万元。
第二,实际缴纳情况。茶某公司2014年至2019年实际支出的许可使用费仅为70万余元,远低于应缴纳的数额。这一差异反映出,音著协集体管理的许可费标准与市场实际需求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在商业模式考量时,此差额可视为使用音乐作品经营者的利润来源,但在计算违法所得时,则需考虑音乐作品在投入商业运营中的实际作用。
第三,法院的价值判断。法院认为,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相较于权利人单独授权,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突出优点。因此,使用者与集体管理组织之间的许可使用费通常低于使用者与单个权利人协商确定的许可使用费。据此,涉案音乐作品的贡献率应高于茶某公司实际缴纳许可使用费所对应的0.15‰的贡献率,而接近于茶某公司应缴纳许可使用费所对应的1.10‰的贡献率。
这一分析体现了法院对著作权集体管理与个体授权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也为后续案件如何参考音著协标准提供了重要指引。
审判实践的指导价值
音乐作品侵权赔偿绝非单纯的技术性算术,而是承载着多重利益平衡的司法决断。在《纳西情歌》案及前述法律框架基础上,笔者认为,审理赔偿数额时应重点把握以下四组平衡关系,使赔偿裁量真正成为调节创新激励、产业传播与公共福祉的精细杠杆。
保护创新与促进传播的平衡:从“单向惩戒”转向“双向激励”。传统赔偿思路侧重填平权利人损失,易忽视音乐作品“传播即价值”的天然属性。司法应区分“商业性搭便车”与“艺术性再传播”——对于未经许可但显著提升原作品知名度、未实质损害市场价值的传播行为,可在赔偿酌定时予以适当减轻,但必须坚守“先授权后使用”底线,不得以传播效果为由豁免侵权责任。同时,法院可通过裁判引导建立快速授权通道,促使传播者主动寻求合规,实现权利保护与文化传播的良性循环。
严格保护与比例原则的平衡:区分场景、过错与贡献度。法定赔偿的考量因素可予细化,赔偿数额应与侵权行为的实际危害成比例,具体考量包括商业性质与规模:大型演唱会与小型LIVEHOUSE现场、个人直播间的危害差异较大,票房收入、受众范围直接影响赔偿数额;主观过错:收到侵权通知后继续使用、曾协商未果或事后拒绝补缴许可费的,过错明显加重,应提高赔偿。反之,若因授权渠道不畅导致的无意侵权,可酌情从轻;作品使用程度:完整翻唱与片段使用、全曲改编与背景音乐短时播放,其贡献率截然不同,应通过证据精细界定;人类创作贡献度:重点审查“人类控制程度”和“侵权可预见性”,若系AI偶发相似且使用人已尽合理注意义务,则不宜简单认定高额赔偿。
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划定合理使用边界。商业性完整翻唱通常不适用合理使用,但公益性演出中的少量翻唱、直播过程中即兴偶发的非完整翻唱、为评论或介绍目的的必要引用等,仍保留合理使用的适用空间。对于AI训练数据大规模使用作品,可借鉴合理使用制度中的“转换性使用(判断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核心原则,指对原作并非简单复制,而是通过增加新表达、新意义、新信息或出于完全不同的使用目的,让作品产生新的功能与性质)”等理论,通过个案审查探索例外规则,既保护权利人正当利益,又避免过度保护阻滞产业创新与文化接触。
国内保护与国际接轨的平衡:对标国际惯例,维护本土权益。应关注全球主要法域在AI生成物侵权、流媒体版税分配等领域的最新立法与判例趋势。对海外翻唱行为,若其侵权结果发生于或及于我国境内,可依据侵权结果发生地原则行使管辖权。在赔偿额计算上,可参考国际通行许可费率,如国际集体管理组织推荐的表演权费率,作为权利使用费的参照,使国内赔偿标准与国际惯例合理对接,既维护我国创作者在海外市场的应得权益,也为国内AI音乐产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
上述四重平衡并非各自独立,而应在具体案件中交织考量。例如,在大型演唱会侵权案中,既要考虑商业规模(比例原则),也要评估传播效果(创新传播平衡),同时审视是否涉及公益或合理使用(个体公共利益),以及是否具有跨国因素(国际接轨)。最终的赔偿数额,是这些平衡维度在个案中的动态合成。
从《纳西情歌》案对违法所得计算方法的精细突破,到单依纯翻唱事件引发的行业震荡,再到AI大模型训练带来的全新挑战,音乐作品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正站在传统与变革的交汇点。司法裁判不应止于“填平损失”,更应通过科学的贡献率分析、多元的参照基准和动态的利益平衡,在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与促进作品合法传播之间找到最佳均衡点。唯有如此,赔偿制度才能真正发挥“定分止争、引领发展”的功能,为音乐产业的繁荣与创新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来源|《法人》杂志
作者|陈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