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施祖东
《医疗机构合规基本原理和实务》主编,北京卫生法学会医院法制和合规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8月1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国卫办法规发〔2026〕9号,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我国首次对医院法治工作体系作出总体部署的文件。其出台的背景在于:当前医院法治体系比较薄弱,部分医院存在法治思维不足、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不完善等明显短板弱项。
《意见》全文中,“合规”一词贯穿始终。《意见》第二部分“健全和完善医院法治建设制度”的第一条即为“加强医院合规审核全流程管理”,明确要求“在文件制定、合同订立等关键环节,以及医疗纠纷处理、科研与伦理管理、人员评聘管理等重点制度领域,依法依规开展合规审核,做到应审尽审。未经合规审核的事项不得提交议事决策会议审议,不得发布实施”;在“促进和强化医院法治能力建设”部分,《意见》又专门提出“加强医院合规文化建设”,要求“将合规要求嵌入医院各项业务流程”。配套的政策解读更是直言:“《意见》的出台是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治理方式融入医院合规管理的全过程。”

制图/宋逗
这一政策导向引发一个基础性的理论和实践之问:医院法治建设与合规管理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一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理论认识的深化,更直接影响着全国数以万计医院未来数年的制度建设方向与实践路径选择。
“合法”与“合规”的概念辨析
要厘清医院法治建设与合规管理的关系,首先需要廓清的是“合法”与“合规”这两个基础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一)合规概念的演进与内涵
合规(Compliance)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金融业,后逐步扩展至反倾销、反商业贿赂、反洗钱等领域,成为全球普遍采用的基于风险的管理体系。国内从2006年原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指引》(2025年3月1日废止),到2017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合规管理体系 指南》(现已废止,被2022年发布的《合规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替代),再到2018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合规管理已经成为国有企业管理的“标配”。
2022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国资委令第42号),以部门规章形式确立了首席合规官制度,要求将合规要求嵌入企业经营管理各领域各环节,标志着中国企业合规管理从原则性指引迈入了制度化、体系化的新阶段。
北京大学教授陈瑞华认为,合规的“规”包括了外规、内规和德规三大部分——分别来自外部各级各类监管的要求、内部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以及机构承诺履行的道德义务。因此,“规”的范围要远远宽于“法”,“法”是机构规范运行的最低要求。
对于医疗机构而言,合规是更高级别、更细致、更全面的管理要求,除了要遵守外部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行业准则和道德规范之外,还要同时兼顾患者的多元化就医需求等。
需要说明的是,在医疗机构管理领域,狭义的“合规”概念此前极少在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中出现。在《意见》出台之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相关文件多使用“依法执业自查”“内部控制”等表述方式。例如,2020年发布的《公立医院内部控制管理办法》侧重于经济活动及相关业务活动的风险防范;2021年发布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侧重于医德医风和廉洁从业方面的管理;2023年发布的《医疗监督执法工作规范(试行)》侧重于外部监督执法管理等。这些文件虽然在各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均未将“合规”作为核心概念引入医院的管理体系。本次《意见》的出台,首次将“合规审核”“合规治理”“合规文化”等合规管理的核心概念纳入医院法治建设的制度框架,标志着“合规”这一源自企业的管理理念正式进入医疗机构治理的话语体系。
(二)“合法”与“合规”的边界
在医疗机构的管理语境中,“合法”与“合规”的边界尤其值得关注。医疗机构是专家密集型和行政监管成本非常高的专业性组织,风险高、对社会影响大,因此需要有高于国家强制立法标准的内部合规标准和制度体系,更需要建立动态的内部风险防范和纠错机制。因此,从另外一个视角看,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等监管机构发布的管理要求是“最低标准”。当医院违反了这些要求,其“行为”就已经低于最低标准了。
这一认识揭示了“合规”对“合法”的超越性。合法经营是医院运行的底线要求,而合规管理则是在此底线之上建立的一套主动的、系统的风险防控体系。合规管理的目标是确保医疗机构“在法治框架下的良性运转”。当前,公立医院面临法治工作机制缺乏系统性、合规管理体系不完善、合同管理存在风险、法律顾问机制不健全、法治素养与文化建设不足等诸多挑战。
在此背景下,将企业合规经验引入医疗管理领域,重构基于风险管理、以风险防控、监管和应对为核心的管理体系,是推动医院法治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和必由之路。
法治建设与合规管理的逻辑关系
(一)法治建设是合规管理的制度前提
从政策定位来看,《意见》将合规管理置于法治建设的制度框架之内。文件第二部分以“健全和完善医院法治建设制度”为统领,下设合规审核、典型案例评析、法律风险评估、传染病报告处置等四项制度。合规审核被列为法治建设制度体系的第一项,这一定位说明:合规管理不是独立于法治建设之外的另一套体系,而是法治建设制度层面的首要组成部分。
从功能逻辑来看,“强化法治能力是推动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的前提”。法治建设解决的是“依据什么管”的问题——通过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议事规则,为医院管理提供合法性基础;合规管理解决的是“怎么管”的问题——通过将法治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风险识别清单、合规审核流程、内部控制机制,使法治原则在日常运营中得以落地。
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没有前者,后者就缺乏制度根基;没有后者,前者就难以转化为可靠的治理效能。“提升公立医院法治能力是构建医院合规管理体系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的重要基础”,“强化法治能力是推动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的前提,它能够确保医院在法律法规框架内规范运营,有效规避各类合规风险”。
(二)合规管理是法治建设的实现路径
如果说法治建设搭建了合规管理的“四梁八柱”,合规管理则是将法治建设要求“嵌入”医院运营全过程的“施工图”。
首先,合规管理使法治原则具体化。《意见》要求“健全医院合规审核工作制度”,在文件制定、合同订立等关键环节“依法依规开展合规审核,做到应审尽审”。这意味着,法治建设所确立的原则和要求,需要通过合规审核这一具体的工作机制转化为日常管理中的行为和管控环节。没有合规审核,法治就只能停留在“纸面”而无法进入“流程”。
其次,合规管理使法治风险可识别。《意见》要求医院“强化依法依规执业自查自纠,排查法律风险点”。合规管理体系的核心机制之一,就是系统梳理风险点、确定合规义务。以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实践为例,公开信息显示,该院于2023年8月启动医院合规管理体系建设项目,2025年1月通过SGS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ISO37301合规管理体系审核认证。该院在合规体系建设过程中,依据合规管理理论和要求,历经调查研究、体系构建、协助运行检验和认证审核等阶段,形成了一系列制度文件。这一过程将分散的法律法规要求转化为可识别、可管理、可追踪的风险清单,使法治风险从“看不见”变为“管得住”。
再次,合规管理使法治文化可培育。《意见》设定了明确的时间表:2026年底前“规范医院合规审核等取得明显成效”,2027年底前“医院法治工作体系基本建立”,到2030年“医院合规文化全面普及”。从“合规审核”到“合规文化”,背后是一条从底线构建、制度约束到文化自觉的进阶之路。合规管理不仅是制度执行的手段,更是培育法治文化、涵养合规意识的路径和载体。
(三)法治建设与合规管理的互动结构
综合以上分析,医院法治建设与合规管理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制度框架—实现路径”的互动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法治建设发挥着“体”的作用——提供制度框架、价值引领和合法性基础;合规管理发挥着“用”的作用——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转化为具体的管理行为、操作规程和风险防控机制。二者是“体”与“用”的辩证统一:体不立则用无所依归,用不达则体无所验证。
毋庸讳言,当下中国医院的法治建设恰逢“健康中国”和“法治中国”两大战略的交汇点,外部生态和内部治理必将催生和加速公立医院法治建设的蓬勃快速进展,推动公立医院从被动监管走向主动合规,实现公立医院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辩证统一。
合规管理嵌入法治建设的制度路径
《意见》为合规管理嵌入医院法治建设设计了三条主要的制度路径。
(一)合规审核:将法治要求嵌入决策流程
《意见》明确要求“未经合规审核的事项不得提交议事决策会议审议,不得发布实施”。这一规定将合规审核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从“事后补课”变为“事前把关”。其管控逻辑和制度价值在于:通过在决策链条中设置合规审核这一刚性环节,确保每一项重大决策、每一份重要合同、每一项制度文件在发布实施之前都经过法治审查,从而将合规风险防范在源头。
(二)合规治理:将法治要求嵌入内控体系
《意见》要求“健全完善医院内部控制体系和合规治理机制”。合规治理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要在现有的纪检、审计、财务、行风、法务等监管职能和监管资源的基础上,以风险为聚焦进行监管资源的再梳理、再整合。其核心理念是:以风险为管控目标,而非以权力为基础,拆掉“部门墙”,重构更为精准、高效和自主能动的风险管理体系。
(三)合规文化:将法治要求融入价值认同
《意见》将“医院合规文化全面普及”作为2030年医院法治建设的标志性目标。合规文化建设的本质,是将合规从外部的制度约束转化为内在的价值认同,从“要我合规”升级为“我要合规”。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落实“全员主动合规的治理要求”,“持续激发医院内生合规动力”。
综合前述,医院法治建设与合规管理之间并非简单的包含关系或并列关系,而是一种“制度框架—实现路径”的互动结构。法治建设搭建制度框架、确立价值引领、提供合法性基础;合规管理则将法治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流程、可执行的清单、可培育的文化。二者互为表里、相互成就:法治建设是合规管理的制度前提,合规管理是法治建设的实现路径。
这一认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在于:一方面,医院在推进法治建设时,不能止于制定文件、建立领导机构,而必须将合规管理作为法治建设落地的核心抓手,通过合规审核、合规治理、合规文化等机制,将法治建设要求真正嵌入医院各项业务的全流程;另一方面,医院在推进合规管理时,不能将其视为孤立的管理工具,而必须将其置于法治建设的总体框架之下,以法治思维引领合规实践,以法治原则规范合规操作。
“医疗机构合规建设是医疗机构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意见》的发布,标志着医院法治建设从“选修课”变成了“必修课”,合规管理从“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对于数万家中国医院而言,这既是一场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也是一次管理能力的系统升级。法治之路已经铺就,合规之行方兴未艾。
来源|《法人》杂志
作者|施祖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