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霍政欣 倪田桓
近年来,我国涉外民商事案件数量快速增长,但长期困扰审判实践的外国法查明难题一直未得到有效破解,已成为涉外审判质效提升的主要障碍。2024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第一款在列举当事人提供、司法协助等六项传统查明方式后,以“其他适当途径”作为兜底条款,为新技术的介入预留了制度接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将人工智能发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强调要“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数智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促进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和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在此背景下,研究构建人工智能介入外国法查明的中国机制,不仅是破解涉外司法难题、提升涉外审判质效的必然要求,也是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的重要议题。
规范基础与法理证成
人工智能介入的正当性,首先取决于对外国法及查明报告法律属性的界定。我国现行立法对外国法采取“性质为法、查明似实”的二元论立场:实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条确立了依职权查明原则,外国法在本质上应被视为法律规范;程序运作上,由于法官的认知局限,外国法在查明过程中往往被当作“待证事实”处理。基于上述定性,人工智能查明报告应定位为协助法院确认外国法内容的参考材料,而非证据法意义上的“鉴定意见”或“书证”,其功能在于“发现法律”而非“证明事实”。与之相应,能够进入查明体系的应限于司法辅助型人工智能,即以法律大语言模型为技术基座、为法官提供法律知识发现与文本分析服务的司法专用工具。
从现实需求看,依职权查明模式在强化法官责任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加重了其履职压力,而人工智能恰可依托技术优势破解上述困境:多语言与多法域学习能力可降低外国法查明对法官个人能力的依赖,效率优势可缓解查明高成本、低收益的失衡状况并纠正“回归法院地法”的倾向,标准化检索与完整留痕可使“无法查明”的认定具备可核验依据,体系整合功能则可打破现有查明平台的信息壁垒。
据此,对“其他适当途径”的认定不应停留于查明手段的物理性列举,而应转向对其获取外国法能力的实质性评价。
“适当性”宜由四项要件构成:可靠性指向信息质量,要求数据来源权威、算法输出准确、知识更新及时;可验证性指向程序透明,要求报告可解释、可审查;必要性指向资源配置效率,应遵循“比较优势”而非形式上的先后顺序;合法性则构成规范底线,严禁以技术创新为名规避法定程序,并须维护当事人的知情权、质证权与救济权。其中,合法性要件涉及更深层的法理追问。
传统外国法查明依赖专家系统中的人际信任,面对规模化需求已力有不逮;人工智能依托数据、算法、算力与工程团队,构成不受开发者个人知识限制的新型“专家系统”,其正当性基础在于,能够在制度层面完成查明机制从“人际信任”向“系统信任”的转换。不过,系统信任不足以消弭技术介入引发的规范风险。解决之道并不在于苛求输出结果的正确性,而在于依循程序主义重新打开商谈空间,将商谈原则具体化为覆盖事前知情权、事中质证权与事后救济权的程序性权利体系,确保技术缺陷导致的错误,不至于转化为不可逆的裁判损害。
功能定位与可靠性保障
从制度基础看,2022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已确立“辅助而非替代”的立场,司法实践中亦有法院认可通过电子化手段获取和核实外国法资料。但是,我国尚无针对人工智能辅助外国法查明的操作性规范与分层监管机制,查明结果的审查标准与责任机制亦不明晰。这决定了机制构建须将上述四项要件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
首先,应以立法或司法解释确立人工智能在外国法查明体系中的辅助性法律地位。人工智能与传统查明方式之间应确立并行式辅助关系:传统途径构成制度基础,人工智能提供技术性的补充路径。法院既可基于案件特点选择传统方式,也可在符合程序要求的前提下直接或同步启用人工智能查明,无须遵循先传统、后人工智能的顺序。
在此前提下,人工智能的介入需满足程序与实质两项条件。就程序条件而言,应建立涵盖全流程的规范程序:启动阶段,法院应向诉讼参与人说明系统基本原理及技术局限,保障其异议权;实施阶段,检索策略、数据来源与推理步骤应完整记录;查明完成后,报告应经形式审核并附来源依据与可信度评估,送达后给予当事人合理期限进行质证。
就实质条件而言,宜建立优先适用、限制适用与禁止适用三级准入机制:法律关系明确、仅涉及法律文本检索与翻译的场景可优先使用;涉及外国公序良俗判断、复杂法律解释或判例法系中需运用“区分技术”甄别先例的案件,人工智能仅作为初步检索工具,必须配合人类专家意见使用;涉及国家安全、极度敏感伦理争议或缺乏数字化法律数据的法域应列入禁止场景,严禁完全依赖人工智能查明。
在技术层面,可靠性要求系统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外国法信息。针对通用大语言模型存在的“AI幻觉”与跨法域概念映射失准两项局限,宜从三方面构建区别于通用模型的可靠性保障体系。
一是构建数据治理机制。应将司法数据作为具有公共属性的制度性资源加以治理,建立标准化采集与归档机制,并推动司法机关与高校研究机构、外国法查明中心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在此基础上,应构建分层法律数据库,包含基础法律文本层、司法判例层、学理解释层与关联信息层,形成从规范文本到司法适用、从文义理解到体系把握的递进关系。
二是做好复合架构设计。一方面,应以法律知识图谱回应不同法系之间的概念差异,确立开发者的“概念对齐”义务。不同法系的法律概念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术语在语言转换中易发生语义漂移,仅依靠字面映射极易失准;应由法律专家对实体法规范、构成要件、裁判规则等核心要素分层解构与标注,将非结构化文本转化为结构化的法律知识图谱。另一方面,应以“检索增强生成”(RAG)架构回应“AI幻觉”风险。该架构为大语言模型配置外部专属知识库,使其生成内容前先行检索权威资料,从而将查明逻辑从“概率预测”修正为“证据检索”,为当事人行使质证权、法官履行形式审查义务提供可核验的技术基础。
三是建立动态维护机制。可靠性还要求系统及时反映外国法的立改废动态。为此,应定期抓取各国官方立法信息平台的更新内容,建立自动监测与标注机制,确保已废止或修订的文本被及时标识,并补录各国最新的重要判决;生成报告时应自动标注所引法律文本的时效状态。
验证程序与责任分配
技术方案的完善并不能消除全部风险,可靠性保障尚需与可验证性的制度机制配合。外国法查明中存在特殊的“验证悖论”:外国法律内容客观存在于域外法典与判例中,理论上具备可核验性,但法官援引人工智能的初衷恰在于弥补自身在外语能力与比较法素养的不足,故无法简单套用一般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验证义务归属于裁判者的逻辑,必须建立形式审查、异议触发与专家复核相衔接的分层机制。
法官应承担第一层级的形式审查责任。此阶段侧重审查报告的规范性,不要求对报告内容进行实质审查:是否逐项标注法律文本的来源出处与时效状态,推理链条是否完整,检索范围及其局限是否披露。
第二层级为当事人行使质证权启动的异议审查机制:当事人在收到查明报告及其附随的存证材料后,可针对术语翻译、规范遴选或法律解释提出质疑,此举意在通过程序性对抗识别潜在瑕疵,而非强制要求其完成反向证明。
对于当事人提出合理异议的事项,或涉及复杂的法律解释、判例法推理等超出形式审查范围的案件,法院应启动第三层级的专家实质复核,委托外国法专家或查明机构独立审查;该层级成本最高,但适用范围经前两层筛选已大幅缩减,以尽可能在验证效果与资源配置之间实现平衡。
最后,法院使用人工智能查明时须同步启动自动化存证程序,留存检索用语与范围、原文与译文的逐条对照、推理链条与学说来源,生成不可篡改的数字档案,并随报告送达。
在责任分配层面,人工智能不具备自由意志,无法成为责任主体。为避免出现责任真空,必须明确法官是司法责任的首要承担者,但其责任边界应与审慎义务相匹配,法官尤须警惕因过度信赖系统而产生的“自动化偏见”。审慎义务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形式审查义务,对存在明显形式瑕疵的报告未加审查便直接采信的,应认定为未尽审慎义务;二是对当事人异议的回应义务,并据此决定是否启动专家实质复核;三是独立裁判义务,法官必须独立判断外国法规范与本案事实的关联性,严禁将输出结果直接转化为裁判依据。
如法官已履行上述义务,仍因系统存在隐蔽性技术缺陷而出现裁判错误,则不应由其承担司法责任,而应通过产品责任与再审救济两条路径回应。在系统可被认定为产品且错误源于系统设计、训练数据或运行缺陷时,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二条适用产品责任规则,由开发者或供应商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应确认当事人的救济通道:依据“性质为法”的定性立场,查明错误导致法院适用了内容不正确的外国法律规范,属于法律适用错误而非事实认定错误,当事人若能证明裁判实质性地依赖了错误结论且该错误具有决定性影响,即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申请再审;错误系技术缺陷所致并造成损失的,亦有权向开发者主张赔偿,从而形成司法救济与民事赔偿相衔接的双轨体系。
在全球尚无成熟范例可供移植的背景下,我国如能率先建成符合程序正当性的智能化查明体系,不仅将提升涉外审判质效,更将为司法人工智能的全球规范化应用贡献中国方案。
关于作者
霍政欣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倪田桓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科研助理
来源|《法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