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视角|对赌协议违约引发纠纷,如何确定管辖权
2026-10-21 15:10:50 来源:《法人》杂志 作者:梅亚琴

文 | 梅亚琴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庭长

对赌协议失败引发的违约责任纠纷,在管辖确定方面长期陷于“同案不同管”的困境,其根源在于司法实践混淆了对赌协议的双重属性,并误用了合同履行地规则。本文旨在通过对上述误区的逐层剖析,主张构建一套以“义务主体区分”为基础、以“履行地认定限缩”为核心的管辖规则体系,以期为此类纠纷的程序法适用提供借鉴。

“同案不同管”下的司法认定

近年来,对赌协议作为私募股权投资中常见的估值调整工具,其引发的诉讼案件急剧攀升。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程序法问题正在滋生:同一份对赌协议因履行失败而进入诉讼时,各地法院对于“应由哪个法院管辖”这一基本问题,呈现出不同的裁判立场——有的法院以“合同纠纷”为由,允许原告在其本地法院起诉;有的法院则以“公司诉讼”为由,将案件移送至公司住所地;还有的法院虽认可合同纠纷框架下处理,但对合同履行地的认定标准不统一。

这种“同案不同管”的局面,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与诉讼预期的不确定性,更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司法公信力。究其根本,当前司法实践存在两种误读:其一,混淆了对赌协议中不同义务主体所对应的法律关系性质,未能在“股东间对赌”与“公司与股东间对赌”之间作出清晰管辖规则区分;其二,形式化地套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关于合同履行地的认定规则,忽视了回购价款、现金补偿等款项的性质并非合同原初对价,而是违约责任的转化形态。

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笔者认为,除协议另有约定外,应确立“义务主体区分”的管辖原则:当义务主体为目标公司时,因涉及减资等组织法(围绕公司主体资格、治理结构、资本制度、内部关系等形成的组织性法律规范体系)事项,应由公司住所地特殊地域管辖;当义务主体为原股东时,则应适用合同纠纷的一般管辖规则。但在适用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时,必须进行目的性限缩。回购价款或现金补偿虽以金钱债务形式出现,但其本质系违约责任而非合同原初对价,故不应机械适用“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标准。通过引入“对价义务与违约责任区分理论”,有助于矫正管辖规则的形式主义适用弊端,实现程序法与实体法的价值融贯。

管辖规则重构的逻辑起点

对赌协议的法律结构并非单一。从主体维度审视,对赌安排通常涉及投资方、目标公司原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和目标公司三方。当对赌条件失败而触发违约责任时,承担责任的主体可能是原股东,也可能是目标公司本身。两种主体所对应的法律性质与程序法逻辑,存在根本性差异。

(一)与公司对赌:组织法约束下的特殊地域管辖

当对赌义务主体为目标公司时,无论投资方主张的是股权回购、现金补偿还是返还投资款,其诉请的实现均不可避免地对公司资本结构产生直接影响。

我国司法层面首次对“对赌协议”作出系统性规定的文件是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根据该纪要第5条,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现行公司法第五十三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及第二百二十四条关于“公司减资程序”的规定进行审查。这意味着,目标公司履行回购义务的前提条件是完成法定的减资程序,而减资程序涉及通知债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等外部程序,直接关系到公司注册资本的变化与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就此而言,因与公司对赌引发的纠纷,已超越了一般合同纠纷的范畴,演变为涉及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工商登记公示效力、债权人利益保护等多重因素的公司组织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及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二条已将公司减资、变更登记等纠纷纳入公司住所地特殊地域管辖的范围。

(二)股东间对赌:债权关系下的合同管辖

当对赌义务主体为目标公司的原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时,法律关系则单纯得多。原股东对投资方负有支付回购价款或现金补偿的义务,源于双方之间自愿订立的合同安排。此时,原股东并非代表公司履行义务,而是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承担个人债务。因此,此类纠纷应当定性为普通的金钱给付合同纠纷,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关于合同纠纷的一般地域管辖规则,即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由此,关键问题在于合同履行地应如何认定?这恰恰是当前司法实践中分歧最大、误用最深之处。

“合同履行地”认定规则

在股东间对赌纠纷中,即使各方认同应适用合同纠纷管辖规则,但在具体确定管辖法院时,因对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的理解不同而产生巨大分歧。目前,部分法院将股东间对赌简单等同于普通金钱借贷纠纷,机械地适用“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标准,造成法理误用。

(一)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的内在逻辑

上述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适用,隐含着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争议标的”应指合同约定的原始给付义务,而非因违约而产生的替代责任。

在正常的合同履行中,若合同义务本身即为支付金钱(如借款合同中的还本付息、买卖合同中的支付货款),则“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作为履行地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此时,合同的原给付义务本身即为金钱给付,据此确定履行地,与当事人的正当预期相符。

(二)对赌违约款项的定性:违约责任替代对价义务

股东间对赌协议的原初对价是投资方向原股东支付增资款以取得公司股权,而原股东向投资方承诺在一定条件下进行股权回购或现金补偿。这一承诺具有担保或估值调整功能,在合同履行顺利时并不会被触发。只有当对赌条件失败(如公司未上市、利润未达标)时,原股东需要“回购股权”或“支付补偿金”。此时,原股东的回购价款、现金补偿义务,属于英美法所称次生义务,即第一性合同义务未获履行时派生的救济义务,并非投资交易固有的原始对价义务。

(三)股东间对赌合同履行地的有序认定

在排除“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标准的机械适用后,股东间对赌纠纷的合同履行地认定,应当区分以下层次:

首先,依据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若合同对履行地点有明确约定,则从约定。若约定不明或未约定,则进入第二款的判断。

其次,第二款的适用顺序应先考察“争议标的”的性质。如前所述,对赌中的金钱给付并非原初对价,不应据此作为认定依据。当无法依据“给付货币”确定履行地时,应当回归合同特征履行的方法,即以最能体现合同本质特征的义务履行地为合同履行地。

最后,对于股权回购型对赌,合同的核心义务是原股东受让股权并支付对价,但该对价支付并非合同的最初给付,股权转让行为的发生地或目标公司所在地与合同具有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股东间对赌协议未明确约定管辖法院且无法依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时,仍应以目标公司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而非投资方所在地。这一认定既符合对赌协议与目标公司的实质关联性,也有助于防止原告滥诉。

对赌协议管辖规则的类型化构建

基于前述分析与本文的核心观点,因对赌协议违约引发纠纷的管辖规则,笔者认为应当进行如下系统性构建:

(一)义务人为目标公司——公司住所地特殊地域管辖

因目标公司履行回购、补偿或返还投资款义务而引发的纠纷,无论当事人是否约定了管辖法院(该特殊地域管辖规则不因约定而改变),均由目标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法理依据在于,该类诉讼的实质是公司组织法规则中的减资与股权变动事项,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及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范范畴。

(二)义务人为原股东——被告住所地管辖,合同履行地严格认定

原股东因对赌失败而承担违约责任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或由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在认定合同履行地时,不得仅因诉请为金钱给付而机械适用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应当审查该金钱给付是合同原初对价还是违约责任。对赌中的回购款、补偿款、返还投资款均属违约责任承担方式,不能作为认定“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的依据。在约定不明时,应以目标公司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

(三)协议约定管辖的效力边界

当事人可以在协议中明确约定管辖法院,但该约定不得违反管辖规定。若义务人为目标公司,则公司诉讼的特殊地域管辖优先于约定管辖,约定管辖无效。若义务人为原股东,则约定管辖有效,但该约定管辖不得损害第三人(如公司债权人)的程序利益。

(四)对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的补充

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后续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中,对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中的“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作出限制解释,明确排除违约损害赔偿金、违约金、回购价款等非原始对价性金钱给付的适用,以矫正目前形式主义适用所带来的管辖问题。

对赌协议违约纠纷的管辖问题,并非单纯的技术性程序问题,而是涉及实体法与程序法如何协调互动的深层命题。本文主张的“义务主体区分 + 履行地认定限制”规则,既尊重了对赌协议在不同主体间的法律性质差异,也回归了合同履行地规则的本旨——履行地应与合同原始给付义务具有实质关联。笔者相信,随着司法经验的积累与理论研究的深入,一套更加精细、更加符合法理逻辑的管辖规则必将确立,从而为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清晰而稳定的程序法预期。

来源|《法人》杂志

作者|梅亚琴

编辑:张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