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兰台律师事务所破产与重组团队
2016年12月,一份重整计划被法院裁定“执行完毕”。按照计划,第三方本应在四年内向债权银行支付现金,并办理股票质押。然而,四年过去,款项未付、质押未设,保证人又进入重整。债权银行面临着尴尬的境地:裁定“执行完毕”,但清偿安排从未兑现,于是向法院再次提起诉讼,最终二审法院确认银行对保证人享有约4.16亿元破产债权。
2025年12月,该二审判决入选第八届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它提醒市场:重整程序可以终结,尚未履行的债务却不会因此自动消失;“执行完毕”究竟意味着什么,直接决定债权是否会在程序退场后陷入悬空。
程序完结,不等于债权受偿
2015年11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迅宝系”公司重整计划。依重整计划安排,一家公司作为第三方承接债务,分四年向债权银行支付现金,并以股票提供质押。重整计划同时约定,银行原有借款债权及担保权转由该第三方享有,但这种转移以其履行全部清偿义务为前提和条件。
问题出在“完成标准”上。重整计划把第三方“承担义务”列为执行完毕条件,却没有把现金是否实际支付、股票质押是否办理写入可核验的验收清单。2016年12月,法院根据管理人提交的执行报告,裁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此后四年,银行没有收到约定款项,质押也未设立。
2022年8月,提供连带保证的上海某包装公司进入重整。银行向其管理人申报4亿余元债权,管理人认为原债权及担保权已经转移,不予确认。一审法院驳回银行请求;二审法院则认为,承债方并未履行计划约定,附条件的权利转移未发生,遂改判确认银行享有约4.16亿元破产债权,从而为划清重整程序终结、计划履行和实体权利消灭之间的边界,提供了示范意义。
重整程序是否已经终结,重整计划是否已经履行,原债权是否已经消灭是最容易混淆的三个问题。三者相互关联,却不能画等号。法院确认程序终结,解决的是破产程序是否继续运行;债权是否受偿、担保是否解除或转移,则要回到重整计划的具体约定和实际履行。
本案重整计划并未约定债权在裁定批准时无条件转移,而是把承债方“履行全部清偿义务”设为权利转移的前提。承债方既未付款,也未设立质押,条件自然没有成就。此时仅凭“执行完毕”裁定,不能倒推出债权人已经受偿,更不能据此认定原债权当然消灭。
“执行完毕”裁定并不意味着所有第三方承债安排都无效。相反,它强调的是尊重重整计划文本:如果重整计划明确约定债权在批准时即完成调整,法律后果应依该约定判断;如果重整计划把权利变动系于实际清偿、登记或交付,就必须核查条件是否真正发生。程序性裁定不能替代对实体履行的判断。
程序退场,保证责任并不当然退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影响。其制度目的,是防止债务人通过重整获得减免后,债权人对保证人或共同债务人的权利也被一并削弱。
本案中,主债务人重整程序终结,并不当然免除保证人的责任。只要债权人尚未依重整计划获得清偿,且计划没有产生足以消灭原债权的实体效果,债权人仍可依法向保证人主张。当然,债权人不得重复受偿;以后如从承债方、保证人或其他责任主体处取得清偿,均应相应扣减。
为应对法院可能对权利归属作出相反认定,债权人还提出了代位权备位请求:如果原债权及担保权已经转由承债方享有,债权人则以承债方债权人的身份代位向保证人主张。由于主位请求获得支持,法院最终无须再对这条备位路径作出裁判。
执行完毕,应当核验什么
当前,重整工具日益复杂:现金分期、留债展期、以股抵债、资产过户、信托受益权、债转股和第三方承债经常组合出现。若把“执行完毕”简单理解为偿债价值已经全部实现,许多长期重整计划将无法终结;若只看合同、承诺书和账户是否设立,又可能让债权人在形式完成后承担全部落空风险。
更可行的标准,是区分“应当在程序内完成的交付”与“允许在程序外持续履行的债务”。对于即期现金清偿、资产过户、股票交付、质押或抵押设立,应以付款到账、权属变更、交付完成或者登记生效为准。对于重整计划明确安排的长期留债或分期债务,则不必等到最后一期现金支付后才终结程序,但在程序退出前,至少应完成债务文件、还款安排、担保措施、监测和信息披露机制等基础事项。
非现金清偿同样需要边界。计划承诺交付股票的,应核验股票是否依法交付、是否存在权利瑕疵;除非重整计划另有保底承诺,交付后的价格涨跌通常属于市场风险。重整计划承诺设立信托并交付受益权的,应审查信托是否真实设立、基础资产是否装入、受益权是否取得,而不是要求未来信托收益已经全部兑现。
因此,管理人的监督报告不应只给出“计划已经执行完毕”的概括性结论,而应区分说明监督期内已经到期并完成的事项、偏离计划的事项,以及仍在持续履行的债务及其保障机制。监督期限与执行期限不一致的,监督报告只宜评价监督期内已经到期的执行事项,不宜当然等同于整份重整计划的执行完毕报告。人民法院因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就重整计划是否执行、违约后果或者债务减免是否发生作出裁判时,也应结合上述资料说明认定依据。这样既不把法院确认变成例行程序,也能使争议发生时有据可查、有路可走。
把履行标准写进重整计划
从实践经验看,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需要特别注重执行完毕的核验标准:
第一,完成标准要从“身份或动作”转向“可验证结果”。“投资人已承诺”“第三方已承债”“信托账户已开立”都不够具体。计划应逐项写明付款到账、资产过户、担保登记、债务文件签署等验收标准,并列明由谁核验、凭什么材料核验。
第二,权利调整必须配套违约后果。计划应明确原债权在何时、以何种条件被调整,既有担保是否继续有效,计划执行担保如何设立;对长期履行,还应约定宽限期、交叉违约、加速到期、信息披露、争议解决以及担保实现机制。若权利变动需要登记或通知,还要写明衔接步骤,避免程序结束后出现权利真空。
第三,监督应当设计“交接”,而不是无限延长破产程序。管理人的程序内监督,可以覆盖还款文件、担保安排和信息披露机制的建立;程序退出后,可在计划中另设由主要债权人参与的履约监督机制,持续接收财务和偿债信息,并在风险指标触发时启动协商或救济。(具体见表格)

修法如何补上“最后一公里”
企业破产法已经形成“债务人报告、管理人监督、监督期届满提交报告、利害关系人查阅以及不能执行时申请救济”的基本框架。按照重整计划减免的债务,则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时起发生免责效果。但现行法律没有设置统一的执行完毕确认程序,也没有进一步规定监督报告应当如何反映尚在持续履行的债务。
在这一框架基础上,2025年9月公开征求意见的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一审稿)和2026年8月公布的修订草案二审稿,分别作出了不同的制度选择。一审稿曾试图为“执行完毕”设置统一的司法确认出口:细化管理人监督重整计划执行的具体职责,增设债务人提交执行报告并申请法院确认的程序,并将法院确认执行完毕与破产程序终结、债务减免的最终效果相衔接。
二审稿对这一制度重新作了取舍:删除了例行司法确认程序,同时保留监督报告和利害关系人查阅机制,并明确债务人违反重整计划时管理人应当及时向法院报告。
这并非单纯的程序简化。一审稿和二审稿代表了两种制度思路。一审稿试图以债务人申请和法院裁定,为重整计划执行完毕设置统一的司法确认节点;二审稿则取消例行确认程序,将“执行完毕”作为依重整计划客观认定的事实,并通过债务人报告、管理人监督、利害关系人查阅以及不能执行时的申请救济形成基本监督和救济框架。这一调整可能意在减少程序成本,避免法院对没有争议的履行事实重复作出确认。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要求破产法明确重整程序的终结方式,但并未把法院再次确认执行完毕规定为唯一模式;域外制度在法院确认、管理人监督和当事人救济之间也存在不同安排。这表明,例行司法确认并非必不可少,关键是监督信息是否充分、争议发生时是否存在明确的裁判入口。
基于二审稿的简化思路,建议在具体条文或随后的司法解释中,完善监督报告内容、公开和异议机制:
1. 明确管理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提交执行资料和证明材料;
2. 报告应区分已完成事项、偏离事项和持续履行事项;
3. 报告应当向债权人披露;
4. 管理人发现重大违约时应及时报告,不能等到监督期届满;
5. 债权人认为债务人已经构成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对债务减免是否发生、原债权是否消灭、担保责任是否存续等个别实体争议,则可以依照重整计划的争议解决条款,通过诉讼或者仲裁另行主张权利。
来源|《法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