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日报》记者 辛红 《法人》见习记者 姚瑶

对企业而言，行政处罚中“违法所得”的计算标准不一，长期缺乏明确界定，既给经营带来了不确定性，也令合规建设难以找到清晰参照。此前，市场监管领域关于违法所得认定的部门规章仅有原工商总局2008年颁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在202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施行后，在执法实践中出现了部分领域适用法条不同的情况。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出台的《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以下简称“认定办法”），自2026年3月20日起施行。该认定办法从统一性和规范性方面解决了上述难题，同时在落实“过罚相当”法治原则上迈出关键一步，预计将对企业的合规策略与行政处罚结果产生深远影响。

精确计算违法所得

认定办法明确，违法所得要与当事人实施的违法行为直接相关，是当事人基于该违法行为直接获得的款项。当事人直接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合法必要支出，可以在认定违法所得时扣除。

认定办法第五条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计算违法所得时，可以扣除当事人直接用于生产商品的原材料购进价款、所销售或者在服务中使用的商品购进价款等合法必要支出。当事人认为有其他合法必要支出的，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合法必要支出”的边界在哪里？此次新出台的认定办法将对企业产生哪些实际影响？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慕丽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通过一个案例，进行了详细分析。

2025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某化妆品公司发布虚假广告，宣称其产品具有医疗美白功效，并通过该广告实现商品销售收入100万元。其中，对应商品购进成本60万元，已缴纳增值税及附加税5万元，消费者投诉退赔10万元，广告制作投放费用15万元。

制图/宋逗

慕丽分析，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结合202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七条“没收广告费用”，在部分执法实践中，对广告违法的违法所得按“全部收入”认定（无成本扣除），上述案例违法所得即为100万元，并处20万元至100万元罚款，假设裁量后罚款30万元，企业总处罚金额为130万元。而根据此次认定办法规定的违法所得定义与扣除规则，处罚结果将会出现显著差异。

“根据认定办法规定的计算方式，违法所得=全部收入减去合法必要支出（购进成本）和已缴税款，即违法所得为35万元。”慕丽进一步表示，根据认定办法第十一条，已退赔的10万元不予没收，因此实际没收违法所得金额为25万元。假设罚款部分仍以30万元计算，企业总处罚金额为55万元。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发现，在认定办法实施后，上述案例中企业的总处罚金额从130万元降为55万元，相差75万元。

慕丽认为，新规的计算方式更贴合“过罚相当”和“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避免了“为罚而罚”的过度惩戒，兼顾了对违法行为的打击与企业的可持续经营。认定办法允许扣除合法必要支出，彻底改变了部分领域“全额没收收入”的规则，大幅降低没收企业违法所得的金额，直接减少企业经济损失。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金作鹏介绍，认定办法并未穷尽列举合法必要支出，而是允许当事人提出其他支出项目申请认定，这体现了立法对复杂市场实践的真切回应。

金作鹏举例，广告宣传中，使用侵权作品产生的广告制作费用，是否属于合法必要支出，以往各地执法尺度不一。有的不予扣除，有的酌情扣除。新规实施后，此类争议可通过认定办法第五条第二款，由当事人举证，执法机关结合行业特点、行为性质、主观故意等因素综合认定。

推进企业合规升级

以往调查取证的责任主要在执法机关，企业相对被动，而新规将合法必要支出的举证责任明确赋予企业。也就是说，合规管理水平将直接决定处罚数额，这强有力地推进了企业合规管理升级。

从行业角度看，这一规定对制造业、商贸流通、技术服务等行业影响明显。金作鹏分析，认定办法统一了计算规则，有利于引导企业将资源投向合规经营，而非规避执法。合规管理水平将直接影响违法所得认定结果，进而影响处罚幅度，但最终违法认定的结果仍取决于执法机关。

“这不仅是企业个体的合规管理升级，更是产业链协同治理的契机。”金作鹏分析，龙头企业带动供应链伙伴统一财务与合规标准，中小企业在竞争中将被迫提升合规管理能力，从而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市场生态。国家近年来推行的企业合规管理制度与行政指导制度，亦可与此形成合力，引导市场主体从被动守法走向主动合规。

更重要的是，认定办法推动全行业财务透明化与合规化进程，尤其是对中小企业而言，以往因财务管理粗放，面临执法时常因举证不能而承担不利后果的局面将得到改善。对企业而言，今后必须从源头上规范财务行为，这既是挑战，也是提升治理能力的机遇。

金作鹏进一步分析，认定办法明确企业应在指定期限内提供“真实、完整的单证、协议、会计账簿等证据材料”，否则相关支出不予扣除。这意味着企业若在日常经营中未做好合规留存，可能在执法中丧失扣除资格，导致“账面收入”被直接推定为违法所得。这一变化实质上是将“事后应对”转为“事前防控”，推动企业建立贯穿经营全过程的合规管理体系。

“企业若能完整保存原材料采购合同等相关文件，即可在涉嫌违法时快速举证合法支出，减轻处罚负担。”金作鹏说。

未来，统一认定标准可以减少因地域、条线差异导致的执法不公，增强企业尤其是跨区域经营主体的合规信心，推动市场监管从“粗放式执法”向“精细化治理”转型。

倒逼企业规范财务核算

记者注意到，认定办法还对企业的财务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使企业财务管理不再仅是内部核算问题，更是应对潜在风险的重要防线。

慕丽认为，原材料的进价款、销售或者服务中使用的商品进价款等，需以发票、购销合同、对账单相互印证，证明其为直接用于生产经营的合法必要支出，方可在违法所得计算时扣除。在行政处罚作出前，依法缴纳的与违法所得认定直接相关的税款，应以完税证明、纳税申报表及税务机关出具的缴款凭证作为主要证据，且需依认定办法第六条的证据规则审查扣除。

认定办法的施行将对市场产生较大影响。慕丽认为，扣除合法必要支出，避免没收企业的合法经营成本，可以大幅减轻中小微企业的处罚负担，同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优化营商环境以及保护中小微经营主体。在引导企业合规建设方面，倒逼企业规范财务核算，留存合法支出凭证，强化内部合规管理，从源头减少违法风险，同时对严重违法领域保持高压，督促企业坚守合规底线。

认定办法还规定，拉人头、骗取入门费式传销活动的违法所得，应按照当事人实施传销活动所取得的全部收入计算。违反法律法规，为违法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的，违法所得按照当事人实施该违法行为所取得的全部收入计算。

金作鹏分析，之所以对拉人头式传销、为违法行为提供便利等情形设定“全部收入计算”规则，是基于其行为性质与社会危害的特殊性。此举体现了“过罚相当”原则中的从严惩戒导向。食品药品、传销、金融诈骗等领域的违法行为直接危害公众健康、财产安全与社会稳定，若允许扣除所谓“成本”，将变相降低违法代价，难以形成震慑。认定办法明确了全额计算，统一了执法尺度，也向社会传递了“零容忍”信号。

慕丽对此建议，小微企业应聚焦“可扣除、可证明”，建立基本账簿与票据留存机制，确保原材料与商品购进价款、与违法行为直接相关的支出有完整单证和账证一致，避免“混同难以区分”导致不予扣除。同时按时依法缴纳直接相关税款，保留税款缴纳凭证，以便在处罚前可被扣除。对多收或少付价款的案件，尽快核对交易流水与差额金额，配合调查并依法退赔，降低没收与罚款合计水平，必要时就其他合法必要支出提出书面申请。

此外，中型企业要设立合规与财务联动流程，形成扣除“项目清单+证据清单+提交时限”的内部制度，预置原材料、商品购进、税款、关联支出等模块化台账，确保一旦涉案即可快速、完整举证。针对价格违法与提供便利型违法，建立差额测算与“全部收入识别”预警规则，区分不同计算口径，避免适用错误与裁量失衡。

“大型企业应建立法务、财务、内控、业务的跨部门合规协同，预设第三方核算的委托流程与供应商管理，明确独立性与保密条款、交付成果、质控复核，确保核算结论的可采与风险可控。”慕丽对记者表示。

实践中，因证据缺失、账目混乱、交易复杂等原因可能导致违法所得难以被精确计算，并因此延长执法期限。对此，认定办法明确，经充分调查，违法所得数额仍然无法查清的，可以不再单独计算违法所得，但应当在确定罚款数额时作为考量因素。当事人全部违法所得无法准确计算，但是其中部分违法所得能够确定的，可以将该部分款项认定为违法所得；无法计算的部分，按照前款规定处理。

上述关于执法部门“无法查清”时的处理办法，既能避免案件因计算困难而久拖不决，提高执法效率，也能防止裁量权滥用，确保“过罚相当”原则不被架空。金作鹏认为，认定办法进一步兼顾了执法效率与“过罚相当”原则的适用。

来源｜《法人》杂志

审核｜白馗 王婧 渠洋

校对｜王茜 张雪慧 张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