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中国银行业罚单数量与罚没金额再创新高：逾2900张罚单、超10亿元罚金，叠加“双罚制”下个人罚单占比持续近六成的数据，直观展现了“长牙带刺”监管理念的纵深推进。若将视线拉长至近三年，无论是罚单密度还是单笔金额上限，均呈阶梯式抬升。

然而，比总量数字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之变—数据报送与治理违规较去年同期增长逾一倍，信贷领域“贷款三查”问题占六成罚单，部分区域中小银行频频领到超500万元甚至千万级重罚……这些现象背后，是银行业从“规模竞赛”向“质量生存”转型过程中不得不直面的问题。当合规从“加分项”变为“必答题”，金融机构需要回答的不仅是“如何不违规”，更是“如何让合规真正融入经营逻辑”。

“存量风险”与“增量风险”并行

今年上半年，银行业罚单揭示，信贷业务仍是违规“重灾区”。企业预警通数据显示，在同期总计逾2900张罚单中，上半年信贷业务违规罚单约1840张，占同期罚单总量约六成。其中，“贷款三查未尽职”以超千张罚单高居首位，紧随其后的“内控制度不健全”涉及678张罚单。此外，“违反审慎经营规则”与“违反征信业务管理规定”亦为监管部门高频处罚的案由。

AI制图

罚单数量“老面孔”之下，行为模式正在变异。“先存后贷”虚增规模、低价抢贷换存款、放松审核降标准——这“三部曲”背后是部分银行规模至上的经营惯性，且正在持续侵害合规底线。而信贷与内控两大领域违规高发，折射出的不仅是某个环节的操作疏漏，更是银行经营导向与风控逻辑之间的深层问题。

这种矛盾在近期一份大额罚单中体现得尤为直观。二季度，中信银行因贷款及信用卡业务管理存在多项不审慎行为，被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处以1140万元罚款，多名责任人同步被追责。而这张罚单不过是二季度密集处罚的一个缩影——自4月以来，涉及“以贷转存”“贷款资金被挪用”等典型违规行为的罚单接踵而至，受罚机构覆盖国有大行、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及村镇银行等银行层级。

如果说信贷违规是银行经营逻辑失衡下的“存量顽疾”，那么数据报送与治理违规的爆发式增长，则是数字化监管穿透力跃升后暴露的“增量风险”显影。上半年，数据报送与治理违规罚单数量较去年同期的172张增长1.22倍，跃居违规类型第三位。

从季度走势看，今年一季度该领域罚单环比激增逾90%，增幅领跑所有违规领域；二季度虽有所回落，绝对数量仍处高位。从案由分布看，“违反金融统计管理规定”“监管数据不完整、不真实、不准确”“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表”三类问题最为集中。

监管态度的变化体现在罚单金额之上：上半年，杭州联合农商行因监管数据不完整、不真实、不准确等多项违规，被处以1110万元罚款，多名责任人同步被追责，系农商行系统上半年金额最高的单笔处罚之一；四川资中农商行则因违反金融统计及金融科技管理规定，被警告并罚款453.5万元；苏州银行因涉及信贷、支付结算、反洗钱、数据安全等11项违规，被合计罚没760.97万元，其中数据治理违规与信贷违规并列，成为该罚单的独立处罚事由。上述处罚案例表明，“数据违规”正从附属问题升级为独立且高权重的处罚事由。

这一趋势并非偶然，一张张大额罚单背后，是监管从“机构监管”向“数据监管”延伸的清晰信号。

在资深金融观察人士薛伟看来，其背后有两条清晰的逻辑线：一是监管科技能力的跃升，穿透式监测与实时校验让过去难以发现的治理瑕疵无处遁形；二是金融数据的高价值与高敏感性，使单一机构的数据隐患极易扩散为系统性风险，数据安全治理由此从“加分项”变为“必答题”。

存量的信贷风险与增量的数据风险交织并行，构成了上半年银行业罚单的横截面。但罚单只是表象，真正值得追问的是：部分银行为何屡罚屡犯？

“规模情结”为何难以割舍

要理解银行业违规的屡查屡犯，首先需要厘清两个概念——“规模情结”与“规模冲动”。前者指向银行在战略层面的路径依赖，将做大资产规模视为发展的首要目标甚至唯一目标；后者则表现为战术层面的行为偏差，即在具体经营中为做大数字而放松风控、虚增业务。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从操作层面指出了这种机制的具体表现。在他看来，部分银行的信贷管理仍停留在“贷前调查流于形式、贷中审查依赖经验、贷后管理缺位”的粗放阶段，操作层面漏洞频发，导致信贷领域违规屡查屡犯。

然而，值得追问的是：为何这种粗放管理能够长期存在且未被内部纠偏？答案指向了考核体系—当规模增长成为衡量分行和支行绩效的压倒性指标时，风控部门的“不同声音”容易处于弱势。

某股份制银行合规专员许冰（化名）对此感触颇深：“基层行长考核指标年年攀升，在规模和利润面前，合规容易流于形式。”他的观察道出了一个普遍困境：在“层层加码”的业绩压力下，部分基层网点和客户经理不得不将合规置于脑后，合规部门的“否决”功能在业务拓展的刚性需求面前，经常被架空或事后追认。

这种“规模冲动”的代价显而易见。上半年，部分银行通过“先存后贷”虚增规模、以放松风控换取市场份额的现象并不鲜见，虽短期内“做大”了资产负债表，却牺牲了资产质量和合规底线。更为隐蔽的是，此种冲动不仅推高了违规概率，更扭曲了银行的资源配置行为。当考核的指挥棒指向规模和速度时，资金便会偏离风险定价的逻辑，流向最容易“出量”的领域。

这种以规模为导向的个体思维，一旦在行业中蔓延开来，便汇聚成整个行业的“内卷式”竞争生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从行业生态层面对此作出更系统的剖析。他认为，银行业“内卷式”竞争集中表现为非理性的价格战、风控管理底线放松、服务同质化及考核机制扭曲。部分银行仍困于“规模情结”和“速度情结”，片面追求账面增长。他特别强调，中小银行在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刚性的规模考核指标却未相应调整，基层为完成任务而虚增存贷款规模的现象尤为突出。

压力的传导在中小银行群体中形成了剧烈的共振。许冰观察到，不少中小银行管理层业务能力强，但对IT及数据治理的认知相对有限；数据管理横跨科技、业务、合规多个部门，协调成本高、推进难度大。数据分类分级标准不明确、口径不统一、跨部门协作不畅等痛点普遍存在。

这种困境在上半年的罚单分布数据中得到直观印证：一端是国有大行合计罚单数量超过800张，罚没金额居各类型银行之首；另一端是农商行系统一季度和二季度罚单数量分别达469张和330张，居各类型银行首位。但若以平均单张罚没金额衡量，股份制银行反而更为突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一季度30张罚单罚没5081.06万元，平均单张罚没约169.37万元，在各类银行中处于较高水平。

在薛伟看来，部分中小银行管理层业务能力虽强，但对合规管理特别是数据治理、内控建设等领域的认知和投入不足，加之机构规模小、专业人才匮乏，在监管“放大镜”下漏洞频出。董希淼则从农村金融机构角度补充认为，农村信用社系统信贷管理不到位、内控管理薄弱等问题较为突出，表现为贷款违规审批发放、员工行为管理缺失、违反反洗钱规定等。加之基层机构科技支撑不足，“人控”仍占主导，贷款“三查”容易流于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规模情结”并非中小银行“专利”。个别头部银行在分支机构层面暴露的管理漏洞，同样引发市场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以146张罚单、合计罚没9065.74万元，居所有银行罚没总额首位；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以53张罚单、罚没5741.06万元紧随其后。两家机构的单笔最高罚单均突破4000万元，涉及支付结算、反洗钱、内控及人民币管理等多领域违规。

许冰对此作出判断：“规模情结”不仅存在于中小银行的生存焦虑中，也潜伏在头部银行的扩张惯性里，只是表现形式从“冲规模”变成了“放权力”。他表示，当“规模情结”从总行传导到支行、从信贷蔓延到数据、从中小银行扩散到头部机构，屡查屡犯不再是个别机构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需要共同面对的系统性命题。

中小银行须完善治理结构

面对这一局面，监管层已释放明确信号。近期金融监管部门在多次会议中强调，要深入整治金融领域无序竞争，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这意味着，监管层已注意到“内卷式”竞争对金融稳定和资产质量的侵害，下半年对银行经营行为的引导有望进一步强化。

监管的回应还体现在“双罚制”的持续深化中。上半年个人罚单数量占比近六成，平均每张机构罚单背后关联约1.5名被问责个人。这表明，监管不仅盯住机构，更将问责触角延伸至高管层和直接责任人。

从整改方向看，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信贷领域违规的治理不能再满足于“发现一起、处罚一起”的点状纠偏。银行机构需从源头重塑信贷文化，将合规考核提升至与规模指标同等权重，从根本上扭转“业务踩油门、风控点刹车”的惯性。同时，依托全流程数字化风控体系建设，运用技术手段强化贸易背景真实性核验和资金流向穿透式监测，让“人防”与“技防”形成合力。

在数据合规领域，行业正在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御”转型。顶层制度层面，6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及重要数据识别提供了统一标尺。对此，业界普遍认为，科学规范的数据分类分级是数据安全治理的前提和基础。接下来，银行需建立覆盖全行的数据分类分级目录，构建全生命周期安全保护机制，并将合规风控嵌入系统开发、变更、运维各环节。

在此趋势下，无论是中小银行还是头部机构，都需重新审视自身内控体系。但不同体量的机构，转型的着力点理应有所区别。薛伟认为，中小银行的困境根源不在罚单本身，而在于治理结构的“先天不足”。

今年以来，多家城商行、农商行收到500万元以上甚至超千万元的大额罚单，罚单均额较去年进一步抬升——中原银行因10项违法行为被罚款884.37万元，创该行单笔处罚纪录；苏州银行因11项违规被合计罚没760.97万元；福建沙县农商行因支付结算、外汇、反洗钱、数据治理等多项违规被央行福建省分行罚没264万元。在薛伟看来，这些案例揭示的远非合规、内控资源匮乏那么简单，而是股权结构分散、公司治理薄弱、专业人才断层等深层问题的集中暴露。

“合规投入在有限的资源盘面始终排在末位，才是屡罚屡犯的根源。”薛伟建议，中小银行应借助外部专业力量加速补齐制度与技术短板，将有限资源集中用于最紧迫的风险领域，同时强化管理层合规意识，从“人”的层面根治顽疾。

对于头部机构而言，挑战则来自另一个方向。建行、浦发等头部银行的大额罚单表明，规模本身并不天然意味着更强的合规能力。当总行与分支机构之间的管理半径过长、信息传递衰减、激励约束错位时，内控体系的“最后一公里”反而最容易失守。薛伟认为，头部银行的破解之道在于厘清总分行权责边界、强化风险管理部门独立性、完善内部问责机制，确保“三道防线”真正发挥作用，让一线的风险信号能够畅通无阻地抵达决策层，让合规部门在业务决策中拥有真正的“刹车”权力。

从信贷到数据，从中小银行到头部机构，上半年的罚单分布勾勒出银行业合规转型的着力方向——告别单一的规模扩张，将合规要求嵌入经营决策的各个环节。监管层已通过“双罚制”等制度安排释放了明确信号，而各机构如何转型进展，将在下半年的罚单数据中接受检验。

来源｜《法人》杂志

作者｜《法治日报》记者 辛红 《法人》见习记者 岳雷